第二节

封建统治根深蒂固  剥削压迫民不聊生

茂名建县以来，一直是广东西部地区首府，是封建王朝的重镇。历代统治者均在这里设派要员驻守重兵，千百年来，这里既是粤西地区的政治中心，也是军事中心。封建势力盘根错节，各派政治势力相互倾扎，争权夺利，当地人民备受残酷剥削和压迫。

一、  岭西军事重镇，封建统治堡垒

清道光年间，有人论茂名形胜，云：

“高郡襟巨海而带三江，接雷廉而引浔梧，附廓之邑为茂名。茂岭耸于前，鉴江拥于后。信宜在郡东北，云岫崔嵬而蔽日，窦江淼浩而浮空；化州在郡西南，丽山龙山竟秀，陵水罗水交流，而来安一径尤为斗峻；又西为石城，望恩谢建峙南北之峰，灵禄九州拉东西之海；南曰吴川，东南曰电白，两邑临海，巨浸重洋，限门之险实为天池。关郡形势，当群山罗列之间，画千里封疆之界，重兵设镇，扼险防要，盖屹然金汤之固也”

这段话道出了历代统治者之所以设郡于茂名的客观环境。但统治者之重视茂名城设防，还有其更深刻之缘由。当年高州知府杨霁写过这么一段话：

“高之为郡，纵横数百里。其西北自信宜而茂名，而化州，而石城之北境，高山大谷，□（“山”旁加“含”）岈峍崒，错壤粤西。其东南，自电白而茂名，而吴川，而石城之南境，大海无际，州岛环抱，奇峰矗立，盖岭西要区也。

国家旧制，分巡道总兵官胥驻郡城，水师巡警兼隶阳江。诚恐高郡不靖，雷廉道梗，文告阻绝，与省垣声息不接，则所以安内攘外者视他郡尤要，亦视他郡綦难。及询时事，则盗窃充斥，案牍填委，斯民几无以为生。因申明治匪新章，檄牧令清查釐剔，其大憝积猾显以贼吾民者，迅孥而立殛之；其作奸犯科隐以煽吾民者，密捕而痛惩之。”

这段话道出了统治者内心的目的：“安内攘外者视他郡尤要”。拒“外寇”而镇“奸民”，诚统治阶级的战略考虑，设郡置兵之旨。

有清一代，茂名县城始终为总兵、镇守使、知府、道尹设署开府之所。当年的茂名县城，有道署、镇署、府署、游击署、县署、都司署等，大大小小衙门林立。什么分守岭西道尹、高州知府、高州镇总兵、高州镇水师兼陆路总兵，均驻茂名县城。顺治年间，这里曾设高雷廉罗总兵官。康熙一代又有高雷镇总兵。嘉庆期间高雷镇管辖高雷廉及陆路营伍。光绪年间，这里的总兵统镇标二营，兼辖罗定协阳江营及硇州营、吴川营、电白营、东山营、阳春营。严控着整个粤西军事要塞和陆海边陲。

民国年间，这里更是革命党与保皇派，桂军与粤军，以及各派军阀势力之间激烈争夺之地。控制与反控制，占领与反占领，围绕着茂名县城的争夺一直在反复进行着。整个民国时期，茂名县城也始终为府署重镇之地。民国元年，这里设高州绥靖处；2年，设高雷罗阳绥靖处；3年，设高雷道尹；5年，增设镇守使；10年，设高州善后处；19年，设南区绥靖处；20年，改设广东省第七行政区督察署和保安司令部。此外，还因形势变化曾先后设立广东省南路行署，以及各类总司令、总指挥、守备部、师管区司令部等军政统治机构。

辛亥武昌首义后，11月8日，粤督张鸣歧宣布广东独立，推为都督，其亲信镇统龙济光为副都督。后张鸣歧逃往香港。11月10日，胡汉民任广州都督，陈炯明为副都督。茂名县城于当年11月23日（农历9月23日）光复，林云陔曾就任临时都督。后省军政府示改称军政分府，以黄元贞为军政长，苏慎初为司令长，林云陔为民政长。之后林赴省城，县城为龙济光部属控制，以李济民为督办。1912年，陈炯明先后出任广东都督兼总经略，派叶举为高雷阳绥靖处督办；由于叶举“不得力”，以钟景棠继任。后龙济光与袁世凯勾结，当年8月，袁世凯任龙济光为广东宣抚使兼广东都督取代陈炯明，龙济光委王典章为高雷道尹；委其手下“四大天王”之一的王纯良为高雷镇守使。二王上任，大肆搜捕革命党人，宣布拥护袁世凯，改元“洪宪”。1916年，孙中山任陆守宇为高雷司令官，讨袁驱龙。4月，高雷护国军司令车驾龙进入茂名县城任镇守使，以其部属邹武为道尹。1916年，桂系入粤，龙济光下野，陆荣廷任两广巡阅使，陈炳琨为广东督军，乃派朱为潮、林虎分任道尹和镇守使。1917年4月，复用桂系范云梯为道尹，隆世储为镇守使。后北洋军阀为控制两广，1917年11月8日复用龙济光为两广巡阅使，12月龙济光从海南率师在徐闻登陆，隆世储拒敌败绩，淹死罗江。1918年1月，龙济光进占茂名县城，4月，龙济光被护国军击败，退去。桂军大批进驻广东，先后以陈德春，林俊廷为高雷镇守使，张锦芳为道尹。1919年，张锦芳离任赴省就职，林俊廷被驱赶，洗劫而去，以朱为潮继任道尹。1920年，孙中山组织粤军夺回广东革命根据地后，以陈炯明为广东省长兼粤军总司令。陈炯明任陈家兰为道尹，胡汉卿为善后处长。1921年，桂系军阀再攻占茂名县城，胡汉卿被俘。后粤军黄大伟击溃桂军。1922年，陈炯明与北洋军阀勾结，叛变。1923年，林树巍奉命回茂名组织革命军任讨陈军总司令，3月，讨陈军进入茂名县城，以吕春荣为善后处长。1923年10月，龙济光部下邓本殷攻占茂名县城，自封为高、雷、罗、阳、钦、廉、琼、崖八属联军总指挥，吕春荣投靠邓本殷继任高雷善后处长。1924年，林树巍再出师南路征讨邓本殷。12月，李济深奉命督征南路。1925年，邓本殷败走。1926年2月，以革命军陈济棠第11师驻防高雷钦廉。甘乃光任广东省南路行政委员。1927年，蒋介石搞“清党”，派林云陔为南路党务督导员，林进驻茂名，大肆迫害逮捕共产党人。1928年，国民党内部纷争，陈济棠投靠蒋介石；1929年，蒋介石委陈济棠为讨逆军第八路军总指挥，迫走陈铭枢，独揽广东军政大权，出任广州绥靖公署主任兼第四战区司令，以余汉谋为副长官兼广东省长。1930年，委陈章甫为南路绥靖主任。1936年，陈济棠联合桂系反蒋，后蒋介石收买余汉谋对陈济棠实行兵谏，蒋介石以余汉谋为广东绥靖主任兼第四军总司令。抗战时期，1938年10月广州沦陷，张发奎出任第四战区司令长官，主管两广军事，余汉谋为副长官兼12集团军总司令。1939年1月，复以李汉魂任广东省政府主席兼省党部主任。当年，鉴于群众的要求，广东省成立民众抗日自卫团统率委员会，张炎被委为广东省第七区统率委员会主任（后改称游击指挥部，张炎继任游击司令）。1939年3月，张炎任第七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由于张炎执行联共抗日政策，颇遭国民党顽固派敌视，当年11月，设广东省南路行署于茂名县城，以罗翼群为主任，并派邓鄂为高雷守备部指挥官，邓鄂率155师进驻茂名，企图武力处理张炎。1940年夏，张炎被迫辞职，旋以邓挥为行政专员兼保安司令。1941年，为执行蒋介石积极反共消极抗日政策，改派原广东宪兵司令余汉谋部属林时清为第七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继以陈生为高钦师管区司令。后改茂阳师管区，陈生继任司令。1943年，复以邓伯涵为茂阳师管区司令。1944年，又以钟锦添为茂阳师管区司令。1944年冬，设广东省西江南路行署于信宜，以胡名藻为主任，以加强对人民群众的控制。至抗战胜利后，蒋介石为发动内战，镇压革命群众，1946年夏，成立“清乡委员会”，1947年，复以黄埔系军官甘清池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1948年，又成立所谓“勘乱建国委员会”，并以余汉谋旧部刘其宽出任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1949年1月，蒋介石为作垂死挣扎，“退守广东”，改以薛岳任广东省主席，余汉谋任广州绥靖公署主任，再改派黄埔系军官，原第六兵团副司令吴斌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在争夺茂名县城及高雷粤西地区的控制权的过程中，茂名县长本职的争夺也十分激烈，县长的交替有如走马灯。从民国元年（1912）至民国33年（1944年）茂名县长先后委任更换达47人之多，平均八个多月即换一人。有的还未到任即被换掉。甚至一年内先后委任县长4人。1922年前后，茂名县曾一度出现两位县长同时发号施令，一个在县城座堂，一个携印到乡下办公。战乱与政乱并存，人民群众左右遭殃。特别是1915年，拥袁派当权曾大批杀害革命党人。1920年，桂系军阀林俊廷撤退，1921年桂军陆荣廷部进军茂名县城都先后纵兵洗劫县城。1923年，邓本殷进占茂名县城，开放烟赌娼馆，预征田赋，铸造假银币，滥发纸币，进行大量掠夺，群众苦不堪言。

历史上的茂名，不仅是个军事重镇，同时也是粤西的一个封建堡垒，是粤西官僚军阀麇集的地方。当年国民党右派头子杨永泰是茂名县人。国民党右派林云陔（信宜人）曾长期在茂名开展“清党”活动。拥有国民党中将军衔曾任行营主任、剿总司令、集团军司令、副司令、军长、副军长、省长及警备司令等职的邓龙光、梁华盛、陈沛、梁仲江、吴斌、丁龙起、莫福如、邓鄂等，都是茂名县人，且多为茂南地区人。拥有少将军衔曾任国民党正副师长、师管区司令、督察专员、警备司令、保安司令等军职者多达19人。其中半数以上为茂南地区人。至于国民党县长，正副团长一级官吏，则有一百多人以上。这些人中，有蒋介石的嫡系军官，黄埔系军人，也有非嫡系军官。他们上下左右相互勾结，通过茂名地方大小官吏恶霸地主控制着县区乡的军政权力，构成庞大复杂的封建统治网。他们背靠蒋家王朝，对人民群众进行着残酷的统治。

旧中国有“三座大山”的压迫，“四大家族”的统治。当年的茂名南部也流传着“四大家族”、“五大姓”、“三座大山”统治之说。所谓“四大家族”，大意指邓、陈、梁、莫等官僚家族。“五大姓”指的是茂南区地主家族中最大的“桂山江”、“新坡许”、“白土朱”、“肇良梁”、“袂花陈”等。他们村大族大姓氏大，财多势大地主多。当年，茂名地方区乡的划分，基层官吏的委任，往往以封建族望，封建姓氏观念为标界，封建宗族与封建王朝上下配合，形成森严的壁垒。

区乡保甲的划分，豪强的统治

封建统治者为了加强对广大人民的统治，在历史上曾使用过各种手段。清初，曾将居民分为丁与口，清世祖入关，编制户口牌甲之令，凡州县城乡，“每十户一牌长，十牌立一甲长，十甲立一保长。户给印牌书其姓名丁口，出则记所往，入则稽所来。”乾隆年间，又规定，“牌长三年一更代，保长一年更代。凡甲内有盗窃邪教、赌博、赌具、窝逃奸拐、私铸私销盐麯、贩卖硝磺、私立名色敛财聚会等事，及生面可疑之徒，责令专司查户口迁移登记随时报明”。道光末年，统治者鉴于地方不宁，乃实行团练法。或百数村一练，或数十村一练。咸丰年间，茂名地方三二十里内各设分局，而统于县城总局。后又实行保甲法，稽核户口，分别良歹，编造册结，改练为乡。设总局于县城，下分东南西北中五路，各设分局以辖各乡。当年县中路（县城）为一个分局。县东路设分界局、根子分局、谢鸡分局、新垌分局、云炉分局、云潭分局。县南路设南宫分局、石鼓分局、南盛分局、文田分局、公馆分局、新墟分局、袂花分局、鳌头分局（兼辖覃巴）、梅菉分局。县西路设顿梭分局、沙田分局、南塘分局。县北路设东曹分局、黄石分局、朗韶分局。全县共195个乡。光绪末年，收缩分局，每路只设一局，除附城局外，东南西北四路的局下设团，以团管乡。各路之乡亦略省缩减。全县共设188个乡。每乡设乡正一人，乡副一二人，后又将乡正乡副改为团总、保董。

民国初年，仍为团总制。自治制度颁行后全县分为四个自治区，东南西北四路各设区长1人，前设之局悉行裁撤。原附城局划归东区。各乡亦有缩减。全县共设151个乡。1929年，蒋介石政府为镇压革命群众，全面推行保甲制度，茂名地区以十户为一甲、互相联保，一户有“罪”九户株连。1941年（民国三十年）实行新县制，为加强对区乡控制，全县又调整压缩为46个镇乡。1948年、1949年全县再调整为8区42个乡。1948年，全县有549个保6743个甲，在编户口104336户，632588人。区乡每次的划分调整莫不以加强基层控制巩固封建统治为出发点，同时也是地方封建势力控制范围的重新调整，权力的再分配。大者如梅菉镇管辖权之争，由于茂名县与吴川县长期争夺梅菉的管辖权，1927年，广东省增设梅菉管理局，由省直辖，1931年，又撤销管理局将梅菉划归茂名县管辖；至1948年初，又从茂名划出，这次连同原茂名管的覃巴、三民、梅博三个乡一起划出，成立一个新县——梅茂县，由省直接管辖。有人说，新县之立是为增加国大代表之议席。茂南地区乡的划分变更也有明显的权力调整争夺之轨迹。1941年以前，茂南地区为茂名县四个区之一，称为第二区，拥有高州城以南至出海口的梅菉、覃巴、肇良、三民之大片地区。乡数最多时（清末）为100个小乡。后由于二区区域太大权力过于集中，乃把今高山镇、镇盛镇南部部分地区直到滨海划出成立第五区。1941年直至1942年1月，全县从101个乡调整为46个乡镇。一般的乡为一万人左右，乡的命名多为中心地区名，或从原乡各取一字合成为一名，如新治乡，乃原新江乡、群治乡合并，乡名也各取一字合而成名。而白沙乡却颇为特殊，它由公保乡（治公馆）合水乡（治合水）义博乡（治博郡）三合一而成。乡的政治经济中心在公馆，地理中心在合水，却以“白沙”命名而将乡府置于荷榭，该乡人口比一般乡多出近一倍（拥有200人以上大村庄119条），而白沙距新坡、鳌头、袂花比公馆要近得多，位于东江河之南岸，却舍近求远，跨河北靠，这里不难看出封建势力划分争夺管辖权的倾向。事实是，当时公馆这个茂南的政治经济中心一直为邓龙光家族所控制，当年公馆为茂名县南部重要市镇，位于茂南平原中部，紧靠公馆河边，有航船直通鳌头梅菉。当年的梅菉镇东北鉴江河边就设有公馆船码头。邓氏家族在茂名拥有强大的势力，1948年，茂名县选举国大代表代表时，邓龙光、陈沛、梁华盛三雄竞争，经过一番角逐，陈梁二人自知地方势力不及而退出。公馆这块地方历任区乡长、联防队长、警察所长、清乡主任等，多为以邓氏家族为靠山的地方恶霸。当年有三名任公馆区清乡主任、联防队长、警察所长者，由于作恶多端，群众称之为公馆地方的“三座大山”（恰巧这三人的名字都称××生）。鳌头是原五区区署所在地。这一地区梁姓为望族大姓，当年鳌头区区长梁仲棣就是邓鄂155师的旧部。袂花墟为乡政府所在地，是国民党集团军副总司令陈沛之家乡，该乡为陈沛之弟陈国宽所控制。1948年，石浪杨姓家族因不满陈氏家族对袂花墟和袂花渡的控制（当年杨姓人赶墟过渡常受陈姓刁难），愤而在本姓居住村庄附近投资建墟。由于这块地方遍是红砂岩山坡，高低起伏有如波浪，故取墟名称“石浪”。金塘为文田乡府所在地，紧靠江氏家族的桂山，故人称金塘为“桂山江”的势力范围，金塘的政治经济势力主要握在江姓人手中。新治乡政府则设于新坡村许氏祠堂，为许氏家族为首的地方集团所制约。这些官僚地主家族不仅控制着地方区乡政权，也控制着各墟市的经济命脉。当年，公馆墟的当铺和大商号都是是邓家、江家、倪家所有。镇盛最大商号也是邓家的。邓龙光家族的商店当铺还远布于覃巴、梅菉及茂名县城。金塘的当铺大商号也多为江氏家族所有。有户江姓官僚地主，设在化州、高州、石鼓、南盛、公馆、金塘的当铺总数达十多座。由于江姓官僚控制地方政权，经常在家“议政”，各方人氏来往频繁，故当地群众称该官吏居住的大屋为“大衙门”。

军事联防与清剿

1927年，蒋介石发动“4·12”反革命政变，广东的国民党顽固派接着制造了“4·15”事件。茂名地方国民党右派，也于1927年4月18日凌晨，出动大批军队警察搜捕杀害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几天内在县城即拘捕共产党农会干部和群众、学生数十人之多。6月，国民党高雷清党委员会又发布反共通缉令，悬红缉捕共产党人和农会干部208人，县城各学校开除进步学生200多人。当年有大批共产党员和农会干部被杀。茂名地区著名农民运动领袖朱也赤也于1928年底被捕，于当年12月23日被杀害于茂名县城。抗日战争爆发后，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联合起来抗日。原十九路军将领张炎将军执行联共抗日政策，在南路组织抗日乡村工作团、作战工作队、游击队、学生队，轰轰烈烈开展抗日救亡运动。而当时广东地方的反动势力却积极推行蒋介石“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政策。1939年冬，国民党顽固派在南路设置行署，委派罗翼群为南路行署主任，进驻茂名县城，以管辖第七、第八行政区为名，监视张炎活动，并借口张炎勾结异党分子，迫张炎解散乡村工作团。李汉魂还从江西调派茂名藉的邓鄂率领155师回驻茂名，威迫张炎将队伍遣散，辞职离开广东。1944年底，当日寇在南路扩大占领区，国民党军队不战而退，人民群众失国亡家的时候，张炎将军再度回到茂名与共产党人合作，发动人民群众开展保家救国活动。当时作为高雷守备部指挥官邓鄂，命令张炎交出兵权给吴川县反动县长邓侠。遭张炎拒绝后，邓鄂即策划进攻张炎所部，张炎在共产党的鼓励下，与共产党人合作，于1945年1月率部起义。邓部155师即配合茂阳师管区保安部队及各县反动武装进行围剿。张炎所部攻下塘缀后，向粤桂边转移，在廉江灯草遇挫。乃率警卫及随从赴广西找李济深，途经博白一个村庄，被反动派逮捕，杀害于玉林。

在蒋介石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政策驱使下，茂名地方的军警组织也在逐步膨胀升级。抗战后期，县警察局增设了督察室，警探队，第七区长官兼保安司令林时清又在茂名县城组建南路游击总部，自任总队长，各县建立了大队，由县长兼大队长，并设若干集结队、预备队，勒搜民枪，训练干部。县政府也增设了情报股、新闻股。情报员遍及城乡各地，各乡户籍员都兼情报员，有的小学校长、教员也成了新闻股的情报员。在邓鄂和林时清策划下，1944年由县长陈子和出面举办“茂名县自卫总队政治工作人员训练班”，给受训人员传授擒拿术、藏手枪术、追踪术、化装术及交通联络特务技术；受训者白天黑夜头带黑布面具不得互相认识，不得用真姓名、地址，训练期满后至各地刺探情报迫害共产党和革命群众。

1946年，蒋介石撕毁《双十协定》，大举进攻解放区全面发动内战。茂名县又普遍成立了“清乡委员会”，同时还成立了联防队，恢复了乡自卫队。1947年，张发奎任广州行辕主任，罗卓英任省保安司令期间，又专为肃清南路共产党游击队而制定了“全面清剿、重点进攻”的“三月清剿计划”。林时清按照张发奎、罗卓英等策划，大肆收编土匪、扩充民团，并于1947年7月，设“清剿指挥所”于羊角，组织电白茂名两县自卫大队联合行动，指定电白参议长陈作新，茂名清乡主任兼自卫大队长杨爱周分任正副指挥，出动一千多人的兵力，协同对茂南及茂电边的游击队进行疯狂的扫荡，采取拉大网战术，逐村包围搜查。杨爱周率茂名自卫大队500多人，沿龙殊河西岸南庄、官渡、新墟、分界、陈垌、泗水大面积开展扫荡，白天分片围村捕人，夜晚在要道设卡伏击。还出动大批武装特务化装成小商小贩及占卦算命佬到各村乡进行侦察、刺探共产党和武工队情报。自卫队进村后，进行“三光政策”，烧杀抢掠、无所不为，先后捕去游击队员、革命家属和群众五十多人。有个村子名叫”火烧濑“（在今市区河西文化公园的位置），被认为“窝藏共党的匪村”，反动军队把村子包围后，洗劫一空，最后还放火把村子烧掉。

在反动派搜捕“清剿”当中，各地反动的区长保长，恶霸地主，都起来充当耳目，通风报信。一次，一组武工队在鸡藤坡活动，被反动保长发现告密，引来自卫队夜袭，使一些队员在突围中中弹牺牲。当年在茂南地区的革命老区飞马、烧酒、坡头、合益、佳山等村庄，都曾经国民党反动军队反复扫荡、“清剿”。1945年2月，飞马村游击队起义的第二天，茂名县伪县长陈子和即带领300多人的自卫队把村子包围起来。由于游击队在群众的掩护下已转移出去，敌人一无所获，把全村男女老少驱赶到本村戏台坡（广场）逐个辨认审查。当场枪杀了妇救队长郑燕和革命群众二人，抓走游击队亲属和革命群众43人。当年4、5、6月，区长梁仲棣、清乡主任杨爱周又先后多次率领400多人的清乡队到飞马来，在飞马村抓不到人，即转移包围腾蛟村，逼供吊死“白皮红心”的保长蔡乃庚，挨家逐户翻箱倒柜洗劫群众财务，抓走革命群众50多人，分别监禁于鳌头墟和高州监狱。6月，一次自卫大队长率领军队来扫荡，有个女同志发高烧不省人事，留在一个群众开的医疗站，反动军队把这个同志抓走，把医疗站也放火烧了。武工队一个同志回村营救，遭伏击牺牲，反动派把人头割下，又将被捕的女同志杀后用刺刀捅剜乳房，也把人头割下来，反动派把两颗人头悬挂在鳌头墟大榕树上示众五天之久。在国民党清乡扫荡中，茂南地区许多共产党员革命青年被捕被杀，光是飞马村就被“围剿”达10次之多，牺牲人，抓去坐牢的有125人，有10户人家被反动军队洗劫一空。

在反动派长期“围剿”“清乡”的腥风血雨中，茂名地方的大军阀大地主阶级的代表经常策划于幕后，有时也站在台前，甚至亲自上阵督战。在抗日战争时期及蒋介石发动内战时期，邓龙光、邓鄂的军队一直在粤西桂东南镇压革命力量。邓鄂还长期在茂名设守备司令部，以重兵对张炎围攻迫害。同时积极扶持策划地方反动势力镇压革命力量。1947年，宋子文主粤，陈沛接任粤桂南清剿总指挥后，即返回茂名，与邓氏合谋，将陈、邓两家的守卫队（都是美式装备，有作战经验的亲兵）交给县清乡主任杀人王杨爱周指挥。陈沛亲自授计以杨爱周采取“定点打钉”战术，纠集各乡自卫队联合行动配合电白县参议长陈作新同时在茂南及电白两境联合扫荡。一次，反动派获悉武工队进驻苏上学村（现市区河东火车站附近），陈沛家即出动守卫队30多人，携机枪一挺；邓龙光家出动守卫队60多人，携机枪二挺，连夜将村子包围。三挺机枪对准该村出入路口猛烈射击，致使武工队突围时二人中弹牺牲。

国民党与反动会道门的控制

在国共合作时期，1925年冬，广东革命政府取得了南征邓本殷的胜利。1926年初，在部分共产党员参与下，国民党茂名县党部建立，朱也赤被选为执委。1926年9月，在国民党南路特委黄学增主持下，在茂名县城召开了国民党南路代表大会，作出支持和发展南路农民运动的决议。这一时期茂名的工农革命运动迅速发展。1926年11月，国民党省党部右派分子林云陔到南路巡视，即挑动地方右派势力，制造摩擦。1927年1月，林云陔复以南路党务督导员身份，回茂名贯彻蒋介石抛出的《整治党务》案，大搞“清党”活动，秘密建立反共组织“国民革命同志社”，收买暴徒，监视进步人士，公开宣传反共滥调。蒋介石发动“4·12”政变后，4月18日，茂名县国民党右派即公开搜捕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又以改组县党部、改造区党部、改选党代表等形式把共产党人和进步力量排挤出去。之后，他们又通过各种手段在地方各政府、军队和社会团体中大量发展国民党员，成立国民党的各级分部组织。以后，随着蒋介石颁发的《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和国民党特务机构的建立和发展，茂名县的国民党组织实质上已法西斯化。到1949年，茂名全县国民党员已达到7500多人；并且于1941年建立起茂名县三民主义青年团分团支团，三青团员发展到3500多人；又于1947年先后建立起中国民主社会党茂名县党部，发展民社党员40多人；建立起青年党茂名县党部，发展了青年党员200多人。1945年，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特务机构调查统计局，又在茂名县设立南路分区办事处，以国民党茂名县党部书记熊茪为主任，下设茂东、茂南、茂西、茂北四个情报站。1947年，这个“办事处”又与第七专员公署会办特务训练班，由专员甘清池兼主任，在茂名及南路各地发展情报员。这年秋，又以国民党为核心，拼凑“勘乱建国委员会”，到处搜集共产党和革命力量的情报，迫害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当年茂南地区不仅各区乡建立了国民党的组织，有的村庄学校也都有其组织。金唐的谭屋村，一座大院内竟设有国民党三个分部。有的乡村和学校还先后建立了暗查组，发展特务情报员。

民国后期，茂名县的国民党已是一个拥有众多机构并控制着全县各方面社团的法西斯组织。其机构大体如下：

中国国民党茂名县党员代表大会，设：执行委员会，监察委员会，设计委员会。

国民党执行委员会设：书记长——秘书长。

县党部（即执监委）下设：组训股，总务股，宣传股；另各部门各区设区分部执监委。

1945年以后，县党部下增设：党政委员会，革命纪念物管理委员会，慰劳委员会，县党部谍报队，社会服务处，政工队（善后工作队），凯星话剧团，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戏剧审查委员会，青年运动委员会，计划委员会。他们通过这些机构及党团骨干“防奸小组”，在机关团体学校搞“歃血同盟”、“五人联保”，控制着整个社会。同时，还控制着茂名地区的各种黑社会势力。

茂名地区黑社会势力中，反动会道门是相当猖狂的。已知的先天道、一贯道、同善社、归根道等反动会道门组织，到1949年止，在茂电信地区总共有道众达9800多人，道首500多人。茂名的会道门，特别是茂南地区的会道门最为严重，当年已遍布鳌头、公馆、袂花、金塘各墟镇乡村。

先天道，又称观音道、三花道、四川道。全国在重庆兰山设总经堂，从低到高内分“家长、十地、顶航、保恩、引恩（男称先生，女称姑婆）、证恩、天恩、众生”八层。称达摩为初祖。约在咸丰10年（1860年）传入广东。茂名的先天道为十四代。光绪21年（1895），茂名县分界陵山堂即有三名道首到电白县潘坑、文昌阁传道，在北坑建庙设堂。清末，有张姑太、梁先生到茂名县传道，办先天道堂。1927年，袂花关××（天恩）在袂花墟设立先天道“地母庙”，先后办起白沙“节孝祠”、鳌头“万宝堂”、“华灵堂”、塘边村李×ד家堂”、文田“北帝庙”、官地村“龙云庵”、北鉴村“水云庵”、金塘“联善堂”等9个庵堂。发展道首21人，道徒131人。袂花的先天道坤堂曾到电白新屋仔、水东、望夫、沙琅、黄岭等地办起三个先天道家堂和五个庙堂。

同善社。为四川的彭回龙（师遵）在北京创立。自称儒释道三教合一组织。内分六级（总号、总事务所、省号、区社、县社、事务所），十六屋（众生、天恩、证恩、引恩、保恩、顶航、十地、五行、四象、三才、两仪、太极、皇极、天极，从低到高），一至三层为高级道首。广东同善社“省号”下设五个“社区”，茂名的同善社属第四“社区”管。1921年，梅菉“社区”道首陈××到茂名县，勾结县长熊××，法院院长董××，县参议长陈××等，在县城东门李家设坛办道，建立茂名同善社。1922年，湖南道首刘××又到茂名县传道，在县城南关衡记办社传道。1923年，化县县长陈×为善长，参议长董××为副善长，信宜县长李××，信宜警察局长陈××，法院院长黎×等，都在本县参与或主持办同善社。至1929年，茂名同善社先后已设立县城、分界、鳌头、金塘、公馆、南盛六个事务所，有道首42人，道徒2400多人。鳌头事务所最大，有道徒519人。下设庄艮门口坡、官地、顿谷、小良四个佛堂。

归根道。又名儒道、西华道。是从先天道分出来的。总堂设于贵州庆玄庵。1920年，广西贵县归根道头子邱灵山和吴老师二人来到茂名，在县城南关太平客栈办道，先后发展道首13人，道徒70多人。

一贯道。茂名一贯道从江门传入。江门一贯道总传师黄××（女，江西人）于1950年到电白传道，在电城东街江×家设道坛，名为“天德堂”。这时，茂名县袂花的周××（女），从江门学道回来，在袂花墟孟和堂设立“老母会”（一贯道变名），由黄××传道，发展道首3人，道徒50多人。

反动派会道门打着宗教的幌子，实是黑社会的反动组织。他们的骨干分子都是一些地痞流氓和地主恶霸。他们以开办经堂佛堂，求神拜佛，吃斋行善为名，把人引入歧途。他们有的通过占卦算命，驱邪赶鬼，传授仙术道法等手段，欺骗榨取善男信女们的“供果费”、“功德费”、“香油费”、“免灾费”。有的通过“扶乩”、“打坐”、“大醮”、“诵经”、“超幽”、“贺证”、“印书”、“放生”、“三师证”、“上表费”等名目大量骗取群众钱财。先天道鳌头事务所林××，解放前曾窜到廉江、信宜、茂名各地，以看“风水”、卖“符水”骗取群众钱财，在梅菉和海康先后骗得群众白银1400余两。有的假借治病骗钱致人死于非命。信宜同善社社长林某，曾以“符水”治病，害死信徒李××等二人，又曾以“教功”治病致死6人。更有甚者是借修身练道为手段，诱来青年妇女，进行戏弄奸淫。如道首杨××以“教座”为名，先后奸污女道徒3人。茂名县先天道引恩王××曾将来庵求神妇女诱入暗室，要女方“诚心修道”、“五伦入德”，乘机奸污。他们是借传道行骗的流氓骗子，又是借宗教为掩护进行反革命的别动队。他们许多人曾为日伪效劳，也曾为国民党特务机关卖力。或散播谣言以蛊惑人心，或搜集情报以迫害革命群众。解放后，或密谋于暗室策划颠覆人民政权，或公开煽动破坏土地改革。他们以庵堂为据点、窝藏和组织土匪，有的参与暴乱袭击基层政权抢粮夺枪。化州同善社道首董××，本是国民党中央审判官，上校军法处长、专员。解放前，曾组织“勘建委员会”，指挥围剿共产党游击队，布置其儿子（道徒，县科长）建立情报网，任情报站长，在化县发展特务收集情报；解放后潜伏下来，继续进行破坏活动。茂名县先天道道首罗××，解放前勾结国民党特务冯×，布置道徒收集游击队情报，解放后，把经堂变为土匪联络站，其中有座经堂就是“反共抗俄救国军粤南第二支队”活动和策划暴乱的据点。信宜县同善社副社长林××，1949年秋至1950年春，先后到广州印刷“八仙经”和“救劫新经”上千本，发给道徒。书中攻击共产党是“黑星”，威迫道众遵守秘密，如有泄密“必五雷霹身”，“身化浓血”。茂名先天道道首梁××，1951年曾多次召集道众开会，布置秘密活动，叫喊和共产党对抗到底，并煽动群众反对土改，污蔑共产党“共产共妻”，“只有半年天下”。茂名县城道首郭××在群众拜神时疯狂地教道徒唱反动歌词，说什么：“拜一拜，毛××死得快；第二拜，国民党回来快；第三拜，道徒好世界。”气焰十分嚣张。聊斋作者蒲松龄曾说“道士借餍禳以猎食”，这些假道之士岂只为食乎？

鉴于反动会道门的本质，中央人民政府于1951年明令取缔。1953年，中央公安部和广东省人民政府先后发出指示，3月，茂名地区各县都成立了取缔反动会道门机构，在广泛发动群众，清查组织的同时，集训道徒，分化中小道首，号召登记自新。至1953年底，全市（县）共逮捕道首141名，登记退道8341人。收缴经书2000多本，道具500多件。查封经堂201座。茂名全县先后共取缔先天道家堂佛堂39座，同善社事务所6个、佛堂3座，归根道道堂1座；处理先天道天恩以上道首90多名，同善社四层以上道首27名，归根道天恩以上道首1名；自动登记道众2450人。

二、苛捐杂税有曾无已，横越征暴敛花样百出

中国古代赋税，以田赋为主，征收对象以丁亩为计算依据。农民是国家经济和劳役的主要负担者。交地租、派劳役，苛捐杂税代有增加，田亩之赋不断升级。地主催租、胥吏婪索，农民不堪其苦。

清初，仿明制实行“一条鞭法”，“以府州县一岁中夏税秋粮存留起运之额，均徭里甲士贡雇募加银之额，通为一条总征而均支，运输给募皆官拨“。后鉴于胥吏婪索作弊，赋役不均，康熙年间，四川广东经诏许将丁口赋摊入地亩输纳征解。茂名于康熙55年把丁银配入地亩征收。当年计征情况是：

男丁，每人征徭役银2钱4分7厘4毫4丝

妇女，每人派盐钞银9厘8毫5丝。

田，每亩科官正耗米2合7勺3抄5撮5圭。

又科民正耗米3升9合7抄1撮

又派仓粮本色米8合2勺1抄9撮

又带派夏税本色米8抄9撮1圭

农桑本色米1抄8撮2圭6粟。

地，每亩科官正耗米2合7勺3抄5撮5圭

    又科民正耗米3升9合零7抄1撮

    又派仓粮本色米8合2勺1抄9撮4圭

    又带派夏税本色米8抄9撮1圭

    农桑本色米1抄8撮2圭6粟

塘，每亩科官正耗米2合7勺3抄5撮5圭

    又科民正耗米3升9合零7抄1撮

    又派仓粮本色米8合2勺1抄7撮4圭

    农桑本色米1抄8撮2圭6粟

外额征：

高州河泊所鱼课米

那黎河泊所鱼课米

又地亩饷银每亩派银7厘3丝8微3佥1沙，每两银带征水脚银1分3厘。

以上全县合计共编派“一条鞭”银14561两2钱8分5厘3毫。

地方饷银连水脚银3126两4钱9分8厘8毫。

共银17687两7钱8分4厘1毫。

又本色民夏农米3648石零斗4升2合9勺

按当年人口。通县实有男子成丁6666丁，内有优免人丁725丁例不派徭差，实存编丁5941丁，妇女9999口，合共15940口。平均每个人口负担赋役银1两1钱零分9厘6毫，负担农米2斗2升8合8勺8抄。

民国初年，沿袭清制。除正赋外，用银缴纳的加耗用银纹、平、火、耗等项。用米缴纳的加鼠、雀、船等项。加耗过多的“余羡”，归官员所有为“官羡”。耗羡之外，又有办公杂费皆随带征。而茂名地区除上述田赋外，还另附加：丁米三成粮捐，丁米附加教学经费，银粮附加筑路费等。民国24年，废银粮制度，改征临时地税，从征收1%。民国30年，茂名地区田赋再改征实物，每元折征谷2斗，后递增至7斗5升。

除田赋之外，清代还有契税、酒税、牙税、船税、盐税和渔业税等6种“杂税”。康熙3年又开征当税。雍正13年开征集落地税（人烟稠密城市征收，乡镇村落免征）。咸丰2年开办厘金。同治6年开征烟捐、酒捐。光绪27年开征房捐，28年开征屠捐。清代顺治至宣统共有15种（工商）税种。民国期间，由于军阀割据，内战频繁，及受资本主义国家税制影响，税收名目越来越多。茂名地区，民初除沿袭清制外税种收税外，税率已普遍提高。民国2年又开征印花税；12年开征旅馆捐，手车捐；14年开征煤油、汽油特别税；17年，开征保险税，煤油贩卖营业税。20年，裁撤厘金，实行统税制。先后又开征绵纱、火柴、水泥、烟叶、“洋酒”、啤酒、火酒、竹木、皮毛、陶瓷、纸箱等统税。从民国元年至22年，茂名地区工商税制大致分为8大类37个税目，比清末增加了22个税种。民国后期还开征了营业牌照税、筵席及娱乐税、所得税、特种消费税、使用牌照税、糖税、土地租赁税、遗产税、物产出口捐、船户牌照及驳艇捐、赌捐等。

农民的税负，除经常定制外，还有不少临时摊派的捐费杂税。如光绪25年，为办团练、保甲、置防营，管带哨长集中训练，分路驻防，开始加收练需谷费，每户按报耕租每石缴抽3升，田主占其二，佃户占一。光绪27年，再加收庚子赔款三成粮捐。民国11年，茂名县城又增设军饷局，在田赋等定制税收外，附加派捐费筹军饷防捐等费。民国后期由于国民党发动内战，苛捐杂税更是多如牛毛，什么花生豆串捐、烟花附加费、担头捐、窑捐、鸡鸽捐、烟打捐等层出不穷。后来连公职人员薪金及公债利息所得也征税。

不仅税收面不断扩大，税率也不断提高。营业税高达20%。利得税超过资本额20%的，征10%，超过200%的，征60%。土烟每排（20斤），征银6毫，烟丝每排征银9毫，烟酒印花税一律按批发价征50%。盐税（附场税），民国27年每担征2.9元，30年6月征13.10元，12月征35元，31年征52元，32年升至124元。到后来甚至于扛轿也征税，大粪也征税。所谓“自古未闻粪有税，而今只剩屁无捐”诚非戏言。由于苛捐杂税有增无已，横征暴敛花样百出，民怨沸腾，国民党当局也曾采取过审议监督的措施。如民国25年至29年，广东省共裁废苛捐杂税项目6768种，31年，又裁废市县苛捐杂税292种。茂名地区民国27年一次也曾裁废152 种，但总是裁而不止，各地仍各行其是，当时，茂名各地捐费杂税实际仍有八九十种之多。

三、 掠夺侵吞兼并土地，压迫剥削民不聊生

掠夺和兼并土地，是封建社会的痼疾，是旧中国豪强地主生存发家的重要手段。据史载：雍正5年，粤督曾奏称“近年粤东垦弊四，一豪强占夺，一胥吏婪索”。同治5年，广东沿海土地“晋绅垄断侵渔，因命文查禁止”。民国以来，军阀割据，战乱频繁，地主恶霸掠夺侵吞尤为严重。小地主被大地主兼并，自耕农沦为佃农，再沦为长工。据茂名县土改结束时统计，全县有地主富农9023户，占总户数5.08%，却拥有土地66.2万亩，占全县耕地面积的60.4%。市郊，在解放前有山林面积一万多亩，90%为地主恶霸占有。郊区的“桂山江”、“白土朱”、“新坡许”、“白沙邓”等封建堡垒中的大地主，都在大量掠夺侵吞周围村庄的土地。白土有所谓“四大占家”：伪县长朱××一户占了全村几乎所有的荒山；江××占了上千亩荒坡；江××占去400多亩的稻田；车××占去上百亩的河流水面。整个白土村周围的山水田土都被几户大地主瓜分占领殆尽。新坡许万川，年收租一万多石，传说从新坡到袂花一路上的良田都属他家所有。白土迓谷岭一个姓朱的地主，曾占有本村数公里宽的大片土地，在高州城及本村附近开设三个农场，耕种土地600多亩。金塘流行着“一条大垌两个潭”的隐语。因为天安谭村前大面积的良田均为谭屋和谭村两个地方的地主所有。新坡一带，沃野良田，也多为新坡、大塘、官渡等村大地主所垄断；即便是樟古、岭嘴、车田、双山等贫瘠的土地，也多为许姓、谭姓地方所有。车田山村，有15户居民，原是大塘新村阮姓人，约200年前，因受不了大塘谭姓地主的剥削压迫，迁到这里来垦耕。但是逃出了虎穴，又陷入了狼窝。这里是有名的旱涝灾害地区，农民经受不了灾害袭击贫困交加，土地都逐渐被地主夺去，民国年间全村85%的户都成了佃户。抗战胜利后，大塘的地主又借口他们交不起租，把全村批耕的40亩土地全部收了回去，雇人耕种，全村农民只得乞求给地主当长工。该村原有两户自耕农，后来也由于借了地主的高利贷还不起，仅有的4亩地也被地主夺了过去。整个车田管区一百多户人家，除了5户富农，13户中农外，其余都是贫农。他们都没有土地。市中心的樟古、岭嘴、文冲口、关车、双山等管区，都是一片干旱瘦瘠之地，这里居住的多是无地农民，由于干旱，春天人们把红谷种子播下，或种些小米杂豆耐旱作物，然后即找自己的活路去，许多人以做短工、挑长担、扛轿为活。贫苦农民，大清早就走到高岭铺仔、官渡头、光松林、高山渡头，等待过往客商雇用当挑夫，接长担。由于很不容易找工做，因而自嘲这种干活为“等狗屎”。每年春夏两个耕作季节，大批无地可耕者，有时达数百人之多，云集公馆墟大榕树下，三三两两挤在一起，盼望来人雇请去做临时工，但是大多数人往往等到墟散人静乃失望而归。当年茂名市郊农民，由于无地可种，无以为生，大批往外逃。鳌头袂花一带的人，离乡背井，跑到吴川、湛江去做苦力、做水泥工，解放后湛江港口搬运工人就有不少是当年鳌头一带逃荒的农民。公馆、新坡一带的无地农民，则向两阳四邑跑，或挑长担，或做短工，或垦荒，或到电白博贺电城水东挑盐，或从外地购回蒲草、编织草袋草席度日。金塘一带的人，则从外面购回旧棉胎纺成纱，织土布、带仔、毛巾、“扪巾”（水腰带）；或结鱼网、打铜锁，拿到石鼓去出卖。走投无路的人，只可投入地主的陷井替地主做长工当婢女，备受折磨。还有极少数人被迫卖身当猪仔，到国外替洋人做苦工。据统计，新坡全镇当年3685户，17048人，当长工短工的有5206人，做婢女的有1197人，讨饭的有302人，农民受尽地主阶级压迫剥削，苦难重重，有人根据群众控诉，归纳起来有“九苦十八忧”：忧丁忧吃苦、忧钱忧债苦、忧谷忧租苦、忧欺忧凌苦、忧穿忧住苦、忧婚忧嫁苦、忧耕忧种苦、忧老忧病苦、忧生忧死苦。实际生活中，农民岂只“九苦十忧”？

当年的恶霸地主对农民，剥削，则诡计多端，花样无奇不有；压迫，则凶恨残暴，手段极尽所能。对佃户，或加租，或抽耕夺佃，或放债，高利放出，复利收回。对长工，或克扣工钱，以劳抵债；或诈骗盘剥，强占劳役。对婢女，或奸淫，或调戏，或虐待折磨；小时强迫劳动，大则卖身谋财。内设公堂，任意吊打刑辱；外加诬陷，致人于死地方休。许多地方都出现打死婢女、长工的事。有户地主周×，因婢女奉侍其妻不如意，即用绳捆住手脚以围兜盖紧，放入几窠黄狗蚁，活活将婢女咬死。白土迓谷岭大地主朱××不仅曾打死农民，还诬赖长工，指使伪乡长拘拿入狱，至冤死狱中。白银岭一婢女，反抗地主戏虐，地主婆竟用烧得通红的火叉烙脚，还用菜刀锯颈。火炭冲贫农陈××，娶婢女为妻，地主索要身聘银200元，因无钱可交，迫其弟在地主家无偿劳役30年。白银岭村贫农××七奶，借地主9元钱，还不起债，迫得到地主家做工抵债；地主不仅不给工钱，饭也不给吃。有户农民给地主佃耕，交租时，地主用的是大斗，还在风柜底下挖一个大洞，趁风谷时，让谷子从风柜底下漏走。地主说，佃户家的鸡是吃他的田里的谷长大的，每年要佃户给他送肥鸡3只，佃户孩子捉到鱼，凡大条的都得给地主送去。

许多农民，祖祖辈辈沦为地主家奴，男妇老幼俱为地主仆役。地租、高利贷的索绳长期套在脖子上，残酷的压迫折磨使他们如陷入人间地狱。下面是一户农民的苦难史：

高山大岭仔贫农梁×，有五姊妹，梁×出生时，土匪抢去一个哥一个姐，被水东衙门截住，当官的要她家拿出40元白银去赎人，姐姐因是童养媳，男家借钱赎了回去，哥哥因父亲没钱，赎不出来，后来父亲无奈，自己按身给地主做长工，借得白银40元赎回哥哥。家中无衣无食，母亲被迫为地主当乳母。梁×11岁九那年，父母因被地主迫害劳累过度而双亡；接着，大哥又因积劳成疾而死去，大嫂被骗改嫁；弟弟接过大哥的但竿去挑长担，不久又因劳致伤吐黄水死去。梁×被迫嫁到大岭仔村的贫农家里，丈夫家，上无片瓦，下无寸地，批耕地主几斗种，天旱地裂，全无收成，保甲长来催收户口谷、门牌谷、民团费，地主来迫租；因无谷可交，将仅有的一头牛仔卖得18元白银顶租。牛卖了，地主也把田抽回去了。后来另租到田来耕，没有牛，只好为地主做工换牛驶。六月大忙，保甲长又来催捐迫税，无钱可交，把门板镬头都拿走。家中扫壁无烟扫地无尘，没有吃的，只好把大女儿送给人当童养媳，接着又把三个女儿都卖给地主当婢女。7岁的女儿卖给地主当牛马，9岁时，地主便要她担一斗米一张棉胎到高州给读书的地主儿子，可怜一个9岁的女孩一天来回走140里路，深夜回到地主家里，水也食不下了。孩子病了，地主不给医，要梁×把女儿背回家，不给一分钱，不给一粒米，医好后还要送回地主家做工。一次，梁×女儿受不了地主毒打，出走两天，被地主捉回来，打得皮穿骨出，母女相见抱着痛哭，丈夫也因生活逼迫成了神经病，肚子太饿了，扛着观音菩萨去讨饭。一次，丈夫带着儿子行到新坡地主田头，当时地主正在田头吃午饭，儿子饿极了，乞求一碗米汤也不给；丈夫欲拿一条罗白干给儿子，地主用大车杠打过来，阴囊受伤，回家无钱医治，没几天就含冤死去了。死后，无衣可穿，只给缠一条“扪巾”，没钱埋葬，迫得将未能收获的一斗种花生放了“豆花”换钱埋葬。丈夫死后，丢下梁×和儿子，抄蕃薯，拾花生芽度日，后又发黄肿病，每天拿一个煲到田头跪着捉蟛蜞充饥。4月，丈夫死，9月，9岁的儿子又饿病无钱医，最后疴血死了……

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农民不仅受着官僚地主的剥削压迫，而且还长期遭受物价波动，通货膨胀之苦。据方志记载：康熙22年，“大有，三岁皆大熟，斗谷5文钱”。康熙51年，大饥，却又是“斗米千钱，死亡过半”。乾隆43年，“大饥，斗米钱二百余”。咸丰元年，“蝗旱，银价贵，连岁银价每两换制钱二千六、七百文，商民病之”。咸丰7年“大饥，斗米千钱”。在以农业为主，以稻谷为贸易换算单位的年代，谷价每斗一下降至只值五个铜钱，一下子又上升到几百钱以至千钱，农民是不堪其苦的。谷贱伤农，谷贵农民更遭殃。民国年间，农民受物价波动之苦尤甚。民国23年前后，连年物价降低，“生产过盛”、“民业倒闭”、“谷加六斗售二、三毫”，“工价比两年前减半”。民国24年，广东省政府颁布管理货币办法，以省市银行纸币加二收买银币，吃亏的又是农民。民国28年，物价上涨，粮荒，“米价愈益翔贵，茂名县城加六斗由毫券8角涨至1元6角。”民国29年“又从2元左右涨至3、4元。”时当局者拟平抑，但由于胥吏及地主官商的干扰，谷价有增无已。民国29年每斗谷值3—5元，30年涨到8元，31年又涨到15元，32年升至200余元，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