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永泰传（四）

方可

四、蒋为处理内争东奔西跑，焦头烂额；他则提议抽调精干心腹，组建一个侍从室，协助蒋处理公文。蒋看到一大堆文件就头疼，他灵机一动，设计了一种新式呈报表，令蒋十分满意。

蒋介石担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委员长，先在汉口成立了鄂、豫、皖三省“剿共”总司令部，后在江西成立了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南昌行营。蒋介石为了“剿共”得手，时常出发到鄂赣亲自督战，随带几个秘书、副官、参谋人员。这样跑来跑去，他感到十分辛苦，常常忙得焦头烂额。

杨永泰看在眼里，记在心上。他反复琢磨：蒋介石四处奔波，秘书、参谋人员也不固定，十分不方便，何不把这些跟从他的亲信组成侍从室，列入南昌行营的编制之内，专门帮助他处理公文？

于是杨永泰向蒋介石建议：设立军事委员会南昌行营侍从室。

蒋介石立即照准，调钱大钧任侍从室一处主任，负责警卫工作；调陈布雷任侍从室二处主任，负责秘书、情报工作。

有了侍从室，蒋介石顿感方便了许多。各地来自下面向他的请示、汇报以及各种建议、来信等公文，都先汇集到侍从室，然后由侍从室送给蒋介石核批；蒋介石批示后，再由侍从室以蒋介石的名义下发。

开始之时，侍从室也按照传统官僚机关一般处理方式向蒋介石转报的，但由于公文太多，蒋介石对批阅文件渐渐不耐烦了。

1934年春，蒋介石在南昌正集中精力思考他的碉堡政策，这一段时间没有批阅公文。因为日子比较长了，文书积累了不少。陈方等人心里着急，但又不敢打扰他的思路。最后实在没有办法，陈方壮着胆量将积压的公文呈给蒋介石。

当蒋介石看到一大堆文件摆在他面前时，立刻大发脾气。陈方等被大骂一顿后，感到十分委屈，便向行营秘书长杨永泰诉苦。

杨永泰经过一夜思考，想出一个巧妙的处理方法：先把收到的电文，经过一番整理加工，摘出文件要点，提出处理意见，并设计了一种表格形式。边框里面，直行分印：来文（电）机关或姓名、文别、日期、内容摘要以及拟办、批示等各栏，由缮写人员用毛笔端正的小楷填写进去，表的上面印着“呈阅”二字。然后区分轻重缓急，送蒋批阅。

这一招果然奏效。蒋介石看后，十分满意。

从此，杨永泰等一批人从南昌创立的这种呈报方法，便流传下来，一直沿用到后来。1936年初，侍从室从南京改组后，蒋介石的亲信幕僚又在杨永泰设计的呈报表格基础上进行了改良，根据不同文件的内容，发展成为“呈阅”、“呈核”、“报告”、“情报”等几种表式。侍二室和侍四室工作人员在研究整理文电、提出解决问题的初步意见的同时，就考虑到应该适用哪一种形式，并按照问题的内容和性质，决定是单独的（专察）还是汇集的列在某种表上，以便蒋介石的审核和批阅。

这种表式经过长期使用，逐渐成为蒋介石侍从室的特定文书制度。

在南昌行营时，蒋介石独揽军政大权，不仅负责江西前线的军政事务，而且干预南京国民政府的许多军政大事，每日待其审阅的急件非常多。蒋介石尽管十分勤奋，日夜批阅，倍感辛苦，但仍有许多急件积压，导致文件周转较慢，甚至延误战机。

正因如此，蒋介石非常恼火，经常怒责转送的秘书陈方等人，令陈方等莫名其妙，左右为难。身为行营秘书长的杨永泰知道后，灵机一动，决定采取另外一种变通办法：各地来的公文，先由杨永泰审阅，用十几字写出概要，并提出上、中、下三种处理意见，附于公文原件之上，供蒋审批之时选择。

由于杨永泰头脑敏捷，文笔精练，概括合理，不仅减轻了蒋介石的负担，还提出了许多颇有价值的高见，使蒋介石大为欣喜。

就这样，杨永泰以其过人的才识和能力，赢得蒋介石的信赖。

在“围剿”苏区过程中，国民党军队屡战屡败，蒋介石盛怒之下，经常对部下施以严厉处置，轻则撤职，重则枪毙。杨永泰对蒋介石常加规劝，并私自扣下要判处将领死刑的“手令”，待蒋怒消后再做解释。

尽管如此，许多受害者仍怀疑杨在蒋面前进谗言。秘书陈方为替杨永泰辩白，不得不出示蒋介石的“手令”，以说明真相。

杨永泰得知后，疾言厉色对陈说：“让他们怨恨我好了，中国没有我毫无关系，却不能没有委员长，他是全国的领袖，威望不可损伤，做幕僚长就是要替长官任劳任怨，而不能功则居，过则推诿。”

杨永泰所表现出的对蒋介石的一片忠心，真可谓“士为知已者死”。蒋介石闻讯，由衷感激这位才华横溢的当世“诸葛”。

杨永泰熟读经史，又接受过西方新学，对蒋介石的思想把握得十分准确。他看到蒋介石在对将领训话时大谈其在日本“武士道”精神，又到处大讲“礼义廉耻”，对传统的儒家道德格外推崇，就迎合蒋介石的思想，建议蒋介石发动一场新生活运动。

杨永泰的建议，再次说到蒋介石的心坎里了。他决定发起新生活运动，并命杨永泰负责起草演讲稿。

杨永泰真不愧文章高手。他一气呵成，为蒋介石起草一份名叫《新生活运动之要义》的文告。

在这篇文章中，杨永泰规定了新生活运动的目的是：“国家民族之复兴，不在武力强大，而在国民知识道德之高超。”而“提高国民知识道德，在于使一般国民衣食住行能整齐简洁，简单朴素，过一种合乎礼义廉耻的新生活。”

蒋介石对杨永泰的文告十分满意。

1934年2月19日，蒋介石在南昌行营扩大纪念周上，将这篇文告公诸于众，正式发动了新生活运动，并把这一天定生活纪念日。

蒋介石讲演新生活的要义后，南昌国民党各级机关立即响应，大造声势。2月21日，南昌成立了以蒋介石为会长的新生活运动促进会。3月18日，南昌行营拨出现洋4000元，在南昌举行有10万人参加的新生活运动市民大会。与会的军人一律穿黄军服，女学生穿蓝士林布旗袍，其他党政人员、商人等，一律着青蓝色制服，会后举行盛大的游行活动。一时间，南昌的新生活运动搞得轰轰烈烈。

但是，对于将“礼义廉耻”用于新生活运动，国民党内部有不同反响。时任行政院长的汪精卫，在有关新生活运动的演说或电文中，不提礼义廉耻，只说新生活应从规矩、清洁两项做起。胡适则对以“礼义廉耻”为主要内容的新生活运动也持不同意见。在这种情况下，杨永泰与亲信王又庸等搞新生活运动的谋士们，对“礼义廉耻”重新进行研究，最后由杨永泰执笔，起草了《新生活运动要纲》，经蒋介石最后审阅，于5月15日正式发表。

《新生活运动要纲》，可以说是新生活运动的指导理论。在这个具有指导理论性的纲要中，杨永泰对礼义廉耻做了解释：礼是规规矩矩的态度，义是正正当当的行为，廉是清清白白的辨别，耻是切切实实的觉悟。这种解释只不过是杨永泰承袭历代封建统治者崇尚“礼治”的衣钵，强迫人民俯首贴耳，循规蹈矩，服从蒋介石的统治，遵守蒋介石的专制独裁而已。

对于杨永泰的“精辟”解释，蒋介石十欣赏，他感到，杨永泰不仅是一位足智多谋的“诸葛”，而且还是一位学问功底很好的“饱学之士”。

有这样一位对蒋的思想、意图把握准确而效忠的谋士辅佐身边，蒋介石格外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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