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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永泰传(六)
方可
六、他略施小计,便将CC系打得落花流水,一败涂地,气得CC大将们大骂不止,到处求告;政学系与CC系大斗法,蒋声称不偏不倚。
在国民党内,杨永泰以政学系首脑著称。当时,人们将张群、黄郛、杨永泰、吴铁城、熊式辉、王世杰、吴鼎昌、张嘉敖、翁文灏等人称为政学系。与国民党内部的CC系、黄埔系不同,这些人并没有一定的组织,也没有政纲,只是一种松散的联盟。他们对蒋介石忠心耿耿,并大多学有专长,精于业务,才华出众,足智多谋,深为蒋介石所器重。
作为蒋介石最宠信的幕僚,杨永泰有着很大的权力。所有国民党重要军政文电,都须杨永泰先行过目,然后才能呈蒋;许多政要人来见蒋介石,也须经杨永泰的安排。
杨永泰的这种权倾一时的地位,自然引起国民党其他派系和权贵的嫉恨。
由于胡汉民等人在护法运动中跟随孙中山,对1917年年底杨永泰参与西南军阀排挤孙中山耿耿于怀。
1931年4月30日,胡汉民心腹古应芬、萧佛成等广州中央监察委员通电弹劾蒋介石,其中列举蒋的罪行之一,即为起用政学系杨永泰之流:“政学会员,昔虽曾隶党籍,自袁氏窃国,即已叛离。民国七年总理南下护法,杨永泰勾结桂系(陆荣廷)窃取政权,排斥总理以去;今杨氏则时时追随蒋氏之侧,参与密谋矣。”
1931年年底胡汉民被释放后,更视杨永泰为政敌。他曾对人说:“杨永泰是政学系的首脑,和国民党势不两立。总理在世时,受他们的气很大。今天蒋介石把他引为亲信,简直是认贼作父。对付共产党,他们还不如我们呢!寻求外国援助,他们也不如我们有门路。可是蒋介石就是喜欢这些谗佞之徒。”
然而,因为胡汉民派无法对蒋介石构成威胁,也对杨永泰无可奈何。
而对蒋介石重用杨永泰等政学系不满并公开反对的,是陈果夫和陈立夫为首的CC系。
1933年1月,陈立夫和陈果夫等几人谈起了政学系的“暴发户”情况说:“蒋委员长怎么看上这个首鼠两端的杨永泰。杨永泰有何能力,还不就是会投机吗?”
1934年6月,南昌机场发生大火,蒋介石刚从意大利购买的霞飞式轰炸机被烧毁十多架。蒋介石大为震怒,命令行营调查科科长邓文仪负责调查。
邓文仪接受了CC派给予的10万美金贿赂,便在调查后宣布大火为无意事故。
杨永泰看了邓文仪的调查报告后,对这一结论十分怀疑,当即请示蒋介石,与戴笠联合再度进行秘密侦破。结果真相大白,这乃是一场重大纵火案,主犯为航空署署长徐培根。徐盗用公款套购黄金,亏空无法弥补,遂放火烧毁库房,以销毁账目。不料天气炎热,大火失控,致使飞机被烧。
蒋介石听了杨永泰的报告,立即下令将徐培根枪毙,免去邓文仪的职务。
杨永泰的这一做法,赢得蒋介石的信任,却极大触动了CC系的利益。于是,他们纠集不满杨永泰的所有势力,群起而攻之。
从1928年起,国民党党务大权便集中在以二陈为首的CC系手中,形成了“蒋家天下陈家党”的格局。随着国民党内各反蒋派的荡平,蒋介石越来越无法容忍二陈把持党务的现状,力谋削弱CC系的权力。
在第五次“围剿”中,杨永泰向蒋介石提出了集中党、政、军力量于“剿匪总部”的建议,蒋介石认为这是削弱CC系把持党务的好机会,便接受了杨永泰的建议,把鄂、豫、皖、赣四省国民党组织变更,省市党部设主任委员,由当地军政大员兼任;主任委员之下设书记长,书记长多系主任委员心腹,在河南,国民党党部书记长就是刘峙的心腹。
杨永泰的这一招,把原来的省党部执行委员和监察委员一起打入了冷宫。各县设书记长,也同样把原执行委员和监察委员一起“送客”。不论省或县都由书记长负全责,工作报告直接上呈“剿共总部”党政处。这样一来,湖北、河南、安徽、江西四省国民党省、市组织由CC系手中转到政学系手中,CC系的政治地位一落千丈,成为当地军政首脑的附庸。
CC派遭到如此打击,当时敢怒而不敢言。因为杨永泰使用这各毒辣的办法是以蒋介石名义办的,并由蒋介石命令国民党中常委会追认为合法的办法。
更重要的是,这是蒋介石有意削弱CC系党务大权的一种办法。
陈果夫、陈立夫见自己CC系日渐削弱,于是拿出“融政于党”的办法与杨永泰对阵。二陈以“政府部门我们无人”为理由,从横到纵、由上到下打进政府部门和教育部门。同时,二陈暗中发动CC派掀起所谓护党运动,实质为护CC集团运动;唆使各级党部向国民党中常会告状,说政学系正在进行毁党活动。CC系大将张道藩、张厉生等人又积极奔走于张继、邹鲁这些所谓国民党元老门内,求他们向蒋介石陈情,把党还给CC系。
蒋介石知道是CC系与政学系双方派系内讧,极力劝解双方不要过于内争,都是一家人。但CC系和政学系的内争,仍在激烈进行。
杨永泰任南昌行营秘书长之前,全国从中央到地方的政府官吏,大多由二陈以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的身份进行安排与任免,权力很大。杨永泰入幕后,插手国民党中央和地方大小干部的安置,发展自己的政学系,逐渐排挤二陈的势力。初时二陈也不把这件事当回事,认为杨永泰安排一些自己人也是正常的事。等到杨永泰从南昌到武汉,政学系发展远远超过二陈所想象的那样的时候,二陈才深深感觉到:杨永泰已成为CC系势力向前发展的严重障碍。
1934年的武汉,国民党内部各派系之间斗争十分激烈。湖北地方政治派系“十人团”在CC系的掩护下,背靠着国民党湖北绥靖主任何成浚的支持,与汪精卫改组派刘蔚如争夺江汉中学,获得胜利。“十人团”为初战胜利而冲昏了头脑,认为所向无敌,于是把对抗矛头对准了政学系。
岂不知久经“战阵”的杨永泰对付刚成点“气候”的“十人团”易如反掌。
杨永泰利用秘书长的权力和手下政学系的势力,略施小计,便把“十人团”夺得的地盘几乎全夺过来了。“十人团”几乎一败涂地。
陈果夫出任江苏省政府主席时,民政厅厅长一职决定派自己心腹余井塘担任,可没想到名单报到蒋介石手上后,杨永泰在蒋介石身边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这不成了CC的王国。”
蒋介石本来就不满意江苏省政府的班底CC色彩太浓,听了杨永泰的话,更加生气,决定“留中不发”。
这下可急坏了陈果夫。他素知蒋介石的习性,只要蒋介石“留中不发”,一定是表明他持有不同意见。他赶忙电呈蒋介石:“如有更适当胜任者,请钧座直接指定。”
本来这是陈果夫做的一个姿态,可没想到正中杨永泰的圈套。
杨永泰向蒋介石推荐自己的心腹辜仁发替换余井塘。蒋介石遂即电告陈果夫,一切照准,惟民政厅厅长改由辜仁发担任。
陈果夫收到电报,顿时傻了眼。一省中除了省主席和秘书长外的最重要的民政厅厅长一职,转眼落入了杨永泰的手中。
陈果夫大失体面,无颜向CC集团解释。
对此,陈果夫恨杨永泰恨得咬牙切齿,提出了“清君侧”的口号,下决心整垮杨永泰。
陈立夫、陈果夫在武汉开展的护党运动,受到了杨永泰的强烈抑制。蒋介石当时一心“剿共”,旨在缓和与平息双方的内争。双方在蒋介石面前表示得很好,可蒋介石一离开,斗争依旧。
经过此次争斗,CC集团政治地位削弱,锐气大减。就是日后CC分子每每提起此事,不仅痛恨杨永泰、张群等政学系人物,而且对蒋介石也十分不满。
国民党文化运动委员会主任张道藩抱怨说:“我现在才明白狡兔死走狗烹的滋味!”
陈立夫、陈果夫与杨永泰,自1933年以后,经过两年的较量,杨永泰胜多败少,二陈觉得不是杨永泰的对手,但时刻盯着杨永泰,丝毫未放松斗志。
然而,杨永泰比二陈有才华,杨永泰比二陈更得蒋介石的器重,加之杨永泰的政学系首领张群、黄郛等人,也都是蒋介石的心腹,所以在二陈与杨永泰的较量中,蒋介石尽管采取不偏不倚的态度,二陈仍不是杨永泰的对手。
陈氏兄弟只好静静地等待,寻找“清君侧”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