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用人驭臣术——启用杨永泰

政治联姻，如同儿女间婚姻一样，需要媒人牵线。这个牵线人就是黄郛。黄郛在国民政府中担任外交总长，深受蒋介石的信任，但此时他与冯玉祥不合，想找人替代。当他向蒋介石提出此意向时，蒋问他有何人可任此要职。黄对蒋说：“海内有奇才杨畅卿先生，胸罗经纶，足以佐治。凡吾所能者，畅卿无不能；畅卿所能者，有时吾还不及，国家大计，望公商之。”听黄郛所言，蒋介石对杨的兴趣很浓，立即约见。杨永泰与蒋介石见面后，胸有成竹，谈起天下大势，条理清楚，视野开阔，很多见解颇合蒋介石的胃口，蒋真有一种相见恨晚 之感。立即邀请杨担任重要官职。熟悉权术之道的杨永泰已揣摩到蒋介石的用人心态，以退为进，表示不愿为官，声称中国问题太过于复杂，国民党内派系复杂，只愿意以在野之身，为蒋介石尽力。杨的如此回答，使蒋介石更是坚定了请杨出山的决心。蒋介石自喻为刘备，将杨比成诸葛亮。做出当年刘备三请诸葛亮出山辅政的姿态，苦苦相劝。

杨永泰看到演戏成功，见好即收，虽然顾及黄郛的利益谢绝出任外长，但应允蒋介石的邀请，担任起幕僚长之职。蒋介石起初对杨以宾师之礼相待，事无巨细，必与之商量而后行之。蒋介石得了杨永泰这个“奇才”，有了一个得力助手；杨皈依蒋介石，也有所获，从此杨开始进入政治生涯权倾一时的巅峰期。作为蒋介石的重要阁僚，是智囊团的首席智囊。杨永泰给蒋出了很多重要的主意，所献之策对蒋的决策产生很大的影响。

首先，为蒋介石“围剿”红军献策。从１９３１年起，蒋介石先后对江西革命根据地的红军进行三次“围剿”，均被毛泽东领导的根据地军民所粉碎。１９３２年，随蒋到江西行营任行营秘书长的杨永泰在蒋介石发动新的“围剿”时，向蒋献了很多计策。在政治上，教育国民党军政官员，“剿匪”不能专靠军事，还要进行“政治改革”；在思想上，向蒋介石建议发起“新生活运动”，想通过这些从政治上孤立工农红军。

其次，为蒋介石削弱地方军阀势力献策。在中央红军被迫实行战略大转移，开始万里长征，国民党军队占领了中央革命根据地后，杨永泰向蒋介石提出新的建议：借追“剿”红军之机，蒋介石入川，制服四川军阀刘湘。蒋介石采纳了杨的建议。当红军入川，川军告急时，与刘湘协议，组织督军团，使国民党势力开始深入四川，并于１９３５年在重庆设立行营，杨永泰以秘书长身份坐镇行营，协助刘湘处理地方事务。

然而，正是这个被蒋介石重用、权倾朝野的政治人物，很快就从自己的政治巅峰跌了下来。常言道“人怕出名，猪怕胖”。这个理适用于官场。在南昌行营期间，杨永泰负责处理蒋的事务，不分巨细，所有国民党重要军政文电，都须经他先行过目；军政要人来南昌见蒋，也须杨批准。他红得有些发紫，遭到一些要员的妒忌，尤其是遭到以蒋家王朝“家里人”自居的ＣＣ派的妒忌。他们在蒋介石面前挑唆蒋介石与杨永泰的关系，而杨永泰是一个老道的政客，越是有人挑拨蒋与杨的关系，他越是借用一切场合和机会表达对蒋的忠心。比如说，蒋介石对在“围剿”红军中打了败仗的将领常欲处之以极刑，下了“手令”，杨私自将“手令”扣下。但受处罚者并不领情，以为自己遭祸是杨向蒋进言所致。杨永泰的秘书为替杨辩白，出示了蒋的“手令”，杨严厉训斥秘书，说，“蒋是委员长，威望不可损伤，我作为幕僚长，应代之受过”。

杨的忠心，蒋是心领神会；对于这样的“奇才”爱不释手。可是圈内圈外要平衡啦！如果为了一个政客，而招致众多亲信的不满，有些不合算。为了缓和矛盾，１９３４年把杨调离幕僚府，派往湖北任省主席。两年以后，杨永泰在汉口被刺客枪杀。

杨永泰被刺案发生，引起强烈的政治地震。蒋介石也责令抓捕、查办凶手。然而，这案子只不过是雷声大雨点小。尽管蒋介石知道到底是哪派势力所为，但找了一个替死鬼，草草收场作罢。蒋实际上默认了ＣＣ派排挤异己的行为。

评　析：

举贤圈外人，圈内难平衡的根子在“圈”。自己拉帮结派，立嫡系，搞亲疏，这就人为地设置了用人禁区。因为，派系的圈具有排他性，重用圈外有本事的人，即使对本集团有利，也会遭到圈内人的反对。

尽管蒋介石启用杨永泰，受益匪浅，但是在涉及到圈内圈外的利害关系时，权衡利弊，平衡关系，最终还是以疏远杨永泰为结局，而杨离开蒋介石不久，就遭人暗杀，即使蒋介石知道是谁杀害了他，也予以默认。蒋为什么会这样？原因复杂，正史野史有诸多版本，说法各异，对此事是大相径庭。其实，说来也简单，还是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杨永泰自不量力，在蒋记王朝内想自立门户，他与熊式辉等人交往过密，被人称为“新政学系”，这是蒋介石所不能容忍的；尽管蒋介石竭力维系圈内各种利益集团的平衡，这种权术的动机是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当一种平衡的举动带来新的不平衡，而这种新的不平衡有可能动摇他的统治地位的基础时，那他就会舍末护本，因此，在ＣＣ系与杨永泰的角逐中，他的政治天平肯定要向ＣＣ系倾斜，“打虎还需亲兄弟”，何况政治上的角逐。因此，“杨案”与其说是杨永泰的政治悲剧，倒不如说是蒋介石用人之术所造成的悲剧。

杨永泰其人

杨永泰，号畅卿，广东茂名人，早年就读于北京法政专门学校。1912年任北京临时众议院议员，籍隶国民党。1913年任国会参议院议员、天坛宪法起草委员会委员，为民宪党创立人之一，在议会中持论不激切，而善权术，人称之为策士，为阴谋家。袁世凯非法摧残国会，杨走日本。《留东外史》载其买得日本某大学毕业文凭，或系事实，以杨居日不及两年即返上海也。筹安会起，杨为上海《中华新报》编辑，鼓吹反袁。肇庆军务院成立，杨与文群任该院财政工作。袁死黎继，国会恢复，杨仍为参议院议员。1916年冬政学会成立，被选为13于事之一，与粤籍议员徐傅霖、李自芳、李英铨、沈智夫等同为政学会骨干。    
　　张勋复辟，孙中山率海军南下护法，杨靠莫荣新的参谋长郭椿森的支持，得任广东财政厅长，其唯一任务，是为桂系筹军饷。广东大小厘厂(税局)是搜刮民财营私、中饱的肥差，城乡“番摊馆”林立，广州市到处是挂有“楼上银牌”(赌注小的在楼下买铜牌，赌注大的在楼上买银牌)的赌馆，鸦片烟更是猖獗泛滥，成为当时广东财政上的三大弊政。杨不惟不加整顿，反而把持操纵，坐地分赃。杨是靠大树做官的，因吸大烟，下午办公，上午是会不着人的。对外江来的护法议员多不理睬，作为政学会俱乐部南关50号开支的每月200毫洋，是杨负担的，每每要打几次电话才送来，以是国会同人呼之为“小官僚”，并成为政学会者攻击的目标之一。杨发了财，就想升官，目的在于攫取广东省长。于是一手制造广东省议会的改选，花钱多少，不悉其详，据说一个省议员有花到五六万毫洋者，总之杨是全力收买的。改选结果杨当选为省长。杨的党羽在省议会中占绝大多数，他们迎合潮流，投杨的票，还高唱省长民选。省议会票选其形式尔。莫荣新、陆荣廷不得已同意杨让出财政厅，专当省长。杨做了几个月的所谓民选省长，只办了一件事，即不顾海内外粤籍人士的反对，悍然拆除了妨碍交通中心的铜壶滴漏古建筑物，为广州市政规划打下了基础。迨陈炯明回师驱逐桂系，杨随之下台外逃。其留粤亲杨分子多遭危害，如广州《中华新报》经理容伯挺，因与杨关系密切，即被吴铁城不加审讯而枪杀了。    
　　1922年，直系军人阴谋利用法统问题，独占中央政权，于是再恢复国会。当参议院议员改选了第一班的l／3，其正副议长须重新改选。杨想竞选议长，当然要靠原政学会议员为基本票，而政学会同人以在粤曾遭杨冷遇，多不同意杨，而另提出韩玉辰为议长候补人，虽经杨奔走请客，最后大家坚持要通过预选。由张耀曾、谷钟秀约集来今雨轩，预选结果，韩多杨一票。时韩不愿花钱，无意竞选，乃让杨出面活动，其对手为研究系王家襄，王是原来议长，背后有中原公司及保定方面的支持。双方都有金钞活动，杨先后花了7万多元，还借了岑春煊3万元，直到岑死时尚未还。王也花了若干万元。两次投票，都不满全员之半数；而小孙派万鸿图、王湘等捣毁票匦，殴打伤人，又由于王、杨俱不惬众意，很少积极支持者，议长始终未选出。于是参议院举行第三届常会，决定由各党派推出之行政委员会代行议长职权。杨竞选落空，亏累特甚。曹锟贿选时，杨在津接待拒贿议员，同时与安福系人有来往。段祺瑞执政时期，杨为善后会议委员，日与王伯群、李为纶、金兆棪等出入剧场，生活颇不得意。    
　　1926年，杨南回上海，与李为纶日习太极拳，带着姨太太，寄住法租界某里潮汕人郑寿芝家楼上亭子间(郑为上海证券纱布交易所经纪人，牌名郑寿记)。其日常生活，亦多靠郑接济。后来杨保荐郑为某处禁烟局长，所获赃款甚巨，即系杨酬其相助藉以抵旧债也。    
　　南京蒋政府成立，杨想活动，由当时上海兵工厂厂长张群(在粤与杨熟识)介绍，结识了蒋介石的把兄黄郛(黄、蒋、张群为盟兄弟，蒋、张称黄为膺哥)。黄是当时南京的外交部长，而且是为蒋政权策划一切的幕后参谋。由于杨写了一个类似“平三藩”的条陈，由黄转蒋阅看(当然不止这一个条陈)，深合蒋当时剪除异己、武力统一的胃口，从而得到蒋的信任，做了“南昌行营”的秘书长，拉入原政学会人文群、李安陆、李为纶及王有兰的弟弟王有蓉为助手，南昌行营秘书长的职权规模并不大，杨初为入幕之宾，还有所顾虑。迨汉口“豫鄂皖三省剿匪司令部”时期，下设8处，杨以秘书长领导5个处。钱大钧为参谋长，只领导3个处，钱很不满。钱、杨之间已经是明争暗斗，引起了蒋的嫡系对杨的敌视。到了成都行营，杨的权势更高出于当时主管军事的贺国光了，与贺也有摩擦。我为诺那筹备宣慰使署，凡编制、经费、职权、人事等等，俱与杨洽商，一切顺手。独卫队问题属贺主管，仅允拨给天津造左轮手枪20支，其中还有几支不作用，诺那请多拨l0支，贺不许，说你向杨秘书长去要吧。由此可见杨在蒋左右专横跋扈，是十目所视十手所指的。    
　　杨为投合蒋的意图，把“剿匪”搞成功，建议对付共产党要用“七分政治、三分军事”的策略，想为自己掌握政治伏下引线。在政治上的具体纲领是：    
　　1、仿行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合作制度，来缓和当时的阶级矛盾，由文群、李安陆等编译出一大套各种合作组织的规划章程。我曾亲见他们在庐山河南路文宅起草，但挂出了羊头，连狗肉也未卖，这一篇官样文章不曾半点儿实行。    
　　2、摹拟曾国藩的说法，政治必先转移风气。就是要实行所谓“新生活运动”。这在庐山最为突出，挑抬上山气喘汗流的轿夫和运输工人，必须穿正衣服，扣好纽扣，不准袒胸露膊。行路者衣服要提在手里，不准披在身上或搭在肩上。不许边走路边吃东西。不许蹲在路旁谈话。从杭州调来的女警察挨户检查，不准女子奇装异服。同时执行特务工作，白天夜晚到处串门，侦察访问，以防“匪党”渗入。其时我住庐山，问杨，讲究形式就叫作新生活吗?杨答先划一形式，再整齐精神。我又问如何整齐?杨答那是党部和教育界的事。    
　　3、设置行政督察专员，建立保甲制度，学校教职员集体军训，各机关职员5人联环互保等等，这是后方无一例外地普遍防共防民的法西斯办法。有些专员是杨保荐的。    
　　4、杨对日军侵略是采取不抵抗主义的。我知道一件事，当《塘沽协定》卖国勾当签字以后，日军根据口头约定，就东北(所谓满州国)与关内通车通邮问题要求黄郛实行。黄时养病上海初齐路本宅，恐遽尔承认，惹起国人反对，犹豫不决，乃征杨意见，杨复电大意是，引黛玉死耗应否即告宝玉事，薛宝钗说迟早是要知道的，现在就让他大哭一场吧。这意味着劝黄率性让各方面反对一场，径自答应敌方要求好了。杨当然是请示蒋，得其点头而后回电的。其辱国丧权，何等坚决。    
　　杨在军事方面，也是有野心的：    
　　1、其时与广东地方政权的头目陈济棠勾结密切，盖藉以解决广东对南京的向背问题，作为自己的政治资本，来投靠蒋，分量要重一些。后来陈济棠果然倒向蒋一边，而与胡汉民元老派疏远，是与杨的拉拢有关系的。    
　　2、极力讨好杂牌队伍。如西北军的张印相、吉鸿昌、彭振山，贵州的柏辉章，四川的范绍曾，北洋派的上官云相等，他们的军费、武器、装备等等，杨总是尽力帮助从旁说好话。这些人得到好处，也向杨有所贡献。    
　　3、特别接纳刘湘。刘的秘书长张必果、参谋长傅常，杨是习以为常地约在“不醉勿归”酒家或该酒家的经理黄某(刘湘请客多由黄料理)的私宅，边进餐边谈一切的，我在成都时，也参加过几次。刘湘与刘文辉势不两立，杨打击刘文辉以见好刘湘，暗为蒋家和自己占取四川地盘。段班级曾托我为刘文辉通款曲，杨说一省不可有两大，若并重则失中心，且令刘湘疑虑，目前去一存一，也与中央政策不合(这是蒋操纵各地方头目的根本办法)。    
　　4、当刘湘任川康军务善后督办以后，杨与驻康定的第十六军军长李韫珩密电往还，显然有意扶植李久处川边，以挤掉刘文辉，而扩张自己在军事方面的党羽，后因故而止。这说明杨在军事方面是有空必钻的。    
　　南京任杨为湖北省政府主席，杨表面上是辞而不就，骨子里是就而不辞。湖北绥靖主任何成浚，想兼省主席，嗾使徐源泉、省市党部公开拒杨，遭到蒋的斥责，后来杨持“圣眷优渥”和张群、熊式辉的支持，悍然到任，使拒杨者不得不转而欢迎。但欢迎是假的，仇恨是真的。杨以主席地位搞“新生活”，如合署办公，实行早操，自己在早操时点名，大小官吏一律着中山装，冬春季青色，夏秋季白色，服装不合适不整齐的，当面呵斥，甚至因之割职。
　　杨的办公桌旁，仅置一个空椅，专为秘书长卢铸回报公事之用，其他厅处长一律站着回话。批答公文很少采纳僚属意见，他说怎样，就是怎样。每做“纪念周”训话，杨立中，左右看，约五六分钟才开口，盖恐到会者视听不集中于一人也。武汉大学行毕业礼，校长王星拱请杨训话，杨说学以致用，今天学的，明天就用，明天不用的，就不要学。这种忽视理论基础，把大学教育当作纯职业教育的说法，立即遭到考试委员会委员韦卓民的反驳。湖北保安队共18个团，分区驻防，杨以兼全省保安司令，常常直接指挥甲乙区互调换防，以便控制成为私人力量。例如调驻襄阳第十五团到鄂东，而襄阳兼区保安司令程泽润不知道，向杨请示缓调，杨说我有全权指挥调遣，专员可不过问。该团由光化星夜赶到汉口，杨亲到驻地点验训话，官兵各有犒赏，并交代“以后有困难，团长可直接找我”。各专员无如之何，侧目视之。可见杨抓实力来巩固自己的政治地位，是咄咄逼人的。对武汉马路规划，用红笔一画，取宽取直，郊区坟场大力平治。任何有权势的房屋或坟地，应拆毁就拆毁，绝不迁就。这些都是做来给蒋介石看，藉以固宠怙势的。    
　　杨奔走名利，尤热心做官，找捷径，抓着大树不放，一脚踏到蒋政权的核心里。不惟政治上独揽大权，还要染指军事，厚积实力。对蒋的亲信喽哕及党军各派系，多不假以词色。以是树敌多，结怨深，不只是官架子讨人厌也。    
　　我于1935年春，由长沙乘火车回武昌，在汀泗桥上车的身着军服的四五个黄埔学生谈及杨永泰齐声大骂，说把我们的校长(指蒋介石)害透了，非揍他不可。我闻之为杨危，曾告卢铸嘱其小心。杨拉蒋介石的把弟张群是无微不至的，杨母死于沪，寄几份讣闻，托我转致武汉朋友，我见讣闻封面有张群题签，嫌其假母丧以结权要，既俗且鄙，置之，不转交，亦不送礼。我在西康办事，杨有所支持，1936年秋，我回武昌见面，同吃午饭，劝其急流勇退，并引时谚“杨子为我政治万难永泰”嘲之，杨并无悔意。不久在庐山接卢铸函述其被刺经过，盖早料到难善终也。事后知道杨每外出必穿避弹坎肩，以防不虞，当日应汉口法国领事午宴，其姨太太取钢甲背心，发见箱内有一只老鼠，杨以未消毒，嫌脏，说不穿罢了。狙击者系在江汉关前从杨背后枪击，如着避弹衣，或不致死。其凶手与主谋，是一个谜，抗日战争中，有成某者在恩施受绞刑，据说就是刺杨的射手，但并未公布。南京拨给治丧费2万元，为其妻所得。其姨太太生一男孩，于送葬入土时哭之甚哀，用广东话说：“你怎么就走了，我母子留着怎么样活下去。”后据粤友谈，确知其生计困难。安徽省主席刘镇华为杨请抚恤，未获批准，可以看出蒋、杨之间有矛盾，蒋不是始终信任杨的。    
　　以上是我的片段回忆，及最近闻之与杨熟识的方暾、辜卓民、赵学诗诸人所述，拉杂书之。

杨永泰的反共亲日表现

民国初年即在政治舞台上活动的杨永泰，我是1933年在国民党军委会委员长南昌行营充办公厅文书课股长时才看到他的。虽然时间不长，但对他一贯反共、亲日的印象很深。就我当时所见到和听到的几件事笔述如下。    
    在南昌行营的倾轧    
　　南昌行营是在四次“围剿”溃败以后，于1933年2月正式成立的，那时杨永泰尚在豫鄂皖三省“剿总”任秘书长。这个行营的组织相当庞大，内分办公厅和一、二、三、四厅，办公厅主任熊式辉，系以江西省政府主席兼任；第一厅管作战，厅长贺国光；第二厅管情报，厅长晏勋甫；第三厅管后勤，厅长刘兴；第四厅管行政，厅长朱怀冰。杨永泰是于1933年的秋季才到南昌的。我记得他一到两天就连开了三次军事会议，会议是蒋介石主持，参加的是陈诚等各级将领及行营各厅负责人，杨永泰也列席会议。有一天下午蒋介石在会上问杨：“你看行营的组织怎样?”杨即侧身答道：“我初来，情形不清楚。”蒋没有往下问，仍回到会议的本题上去了，等我会后派到文书课时(我这天在会场帮同事记录)，听说行营要根据杨秘书长的条陈改组了。
　　改组的情形是这样：办公厅不动，一、二、三厅归并为第一厅，管军事，厅长仍为贺国光，晏勋甫调一厅副厅长，刘兴另有任用。原第四厅改为第二厅，杨永泰任厅长，朱怀冰原兼任江西民政厅长，改组后改为专任。朱怀冰为什么要兼江西民政厅长呢?因为朱曾当十三师副师长(师长夏斗寅)，在蒋与阎冯作战时，十三师开赴前线，与陈诚的十一师防地接近，频有往返，朱早认定陈是蒋下的头等风云人物，着意靠拢，陈亦认为朱有些才干。也就倾心结纳，朱之能够爬上行营第四厅厅长，是陈的力量。江西在“围剿”期间，形成了军事中心地区，关于省主席一职，陈诚意欲取熊而代之，示意朱怀冰兼民政厅长，就是为他打前站，熊式辉岂能轻让；这次就利用行营改组，先干掉他的第四厅，朱怀冰的民政厅自然不能久呆，不久果辞去民政厅长，从此就成为陈诚的入幕之宾了。以后在杨永泰主鄂时期，朱怀冰替陈诚草拟湘鄂川黔四省边区计划，把鄂西几县都圈入边区范围之内，也可说是一个小小的报复。    
    擅权固宠  扩大势力    
　　当时在南昌行营的人们，都知道熊式辉、杨永泰是政学系的两扇大门，尤其杨永泰那种老政客身份摆得十足，蒋介石对他也敬礼有加，外边认为杨很得蒋的信任，言听计从，权势熏灼，求荣者争走他的门路，其实杨的一切，都是揣摩蒋的意志行事，极尽逢迎邀宠之能事罢了。记得杨到任不久，曾推荐黄郛当内政部长，黄是政学系，且与蒋是浙江同乡，又有过去曾一度组阁的老资格，自然在蒋面前提出来是没有通不过的，在杨的如意算盘，把黄推到行政院，屈就部长，还只是第一步。可是好久没有实现，事后听说，这件事惹起国民党元老派的极大不满，南京市长石瑛曾面见蒋介石追问此事，蒋以还只在酝酿中，就矢口否认，因之原议也就无形打消。在这年秋天，杨永泰又有推荐辜仁发当江苏民政厅长一事，这事的经过是：南京政府发表陈果夫为江苏省政府主席，因为蒋在南昌，关于省府组织的人事问题，就打电报向南昌请示，事关行政，属于第二厅主管范围，初来电报把厅处长安排好了，杨故意压置不复，陈以未奉到复示，怕有问题，以后来电只是请求指派的口气，杨永泰就趁机推荐辜仁发担任民政厅长，得到蒋的同意。
　　这样，陈果夫不便抗拒，辜仁发也就荣任了江苏的首席厅长。陈果夫的CC，喽哕众多，方苦粥少，那能甘心分润别人，加以与蒋的关系特殊，果然不久就利用一个“重婚”案件，把辜仁发弄得很不体面地下台。杨这样栽培辜仁发有什么渊源呢?其实并无什么夙契，据我所闻，是辜仁发由鄂南专员下来，到南昌去见蒋介石，当时是由杨永泰代见，接谈之下，为杨所赏识，并知辜是蒋介石在日本士官的同期同学，这种关系可以利用，有意收入囊中，同时预料向蒋提出来不会不同意，还可做个顺水人情，动机不过如此而已。还有一件事，就是这年的夏天，行营同事都传说杨秘书长将要出任湖北省政府主席了，过了几时，发表湖北省政府主席的不是杨永泰而是张群，当时听到的情形是：原来内定杨永泰，杨却推让张群先干一任，用他自己的话说“委员长身边不可无人”，他是认为自己有一套本领可以笼络蒋介石，只要宠任不衰，不愁无官可做，何况张群和他是同路人，先干后干有什么区别，试看张群主鄂后带来的一群班底如刘寿明、孟广澎、卢铸、贾士毅等，都是政学系的次要人物，以后杨继张任，这群人还是原班不动。这些都说明政学系人在当时气焰之高，他们对蒋介石包围得相当地紧。      七分政治  坚决反共    
　　杨永泰是在反共高潮中得到蒋介石的重用的，蒋介石把他当作智囊，他也以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相矜夸，所以他的政治措施，无一不是矛头指向共产党，如蒋政权时代的专员制度和保甲制度，都是在杨永泰手上确定下来的，“攘外必先安内”的口号也是他提出来的。在杨任行营第二厅长时，还发展到思想领域方面，这就是他的所谓“新生活运动”。我记得好像是1934年的元旦，在百花洲行营礼堂里举行了一次扩大纪念周，由蒋介石主持，讲了一套“新生活”，这个讲稿就是杨永泰手定的，我在当时不感觉什么，不料过了两天，听到在南昌广场曾举行了有几万人参加的“新生活”运动大会，随后成立了南昌“新生活”运动总会的机构，还在各省市成立分会和支会。
　　为什么这样煞有介事地兴师动众呢?在他们的用意是，认为共产党是“不孝父母”、“不顾信义”、“不讲人道”、“不守秩序”的一群“乱党”，于是针对这一点，摘取中国封建时代的旧伦理观点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关于交通卫生的一些常识，用条文式列举出来，颁布施行，以为这样就可以教育人民尽忠尽孝、守礼守法，从根本上解除共产党的武装。实际上这些空疏陈旧的东西，在社会上并不发生任何影响。“新生活”的条文，我都忘记，印象较深的只有一条，中国人在都市的人行道上，从来是两边行走，如果要让路的话，习惯上是一向尚左的，“新生活”规定在人行道上走路要从右方前进，由于有警察的干涉，汽车门也向右边开，在那一段时期内倒是这一条得到彻底的施行。    
    鼓吹“四不见”  反对抗日    
　　杨永泰的“四不见”谬论，我是在四川峨嵋山军官训练团亲耳听到的。原来蒋介石于1933至1934年在庐山海会寺办过两期军官训练团，因在全国要求抗日的高潮下，日本人说集训的目的是把它当作假想敌人，提出指责，蒋介石害怕，就把1935年暑期举办的军官训练团搬到了四川的峨嵋山，集训的对象是武职团长以上、文职厅长以上人员。团部设在峨嵋山脚的报国寺，训练团除日常课程外，每日在下午5时半降旗的时候，就在团部前的空坪上集合训话，由团长蒋介石、教育长陈诚及邀请的各界名流轮流演讲。有一天举行集训时，先是蒋介石讲了几句要抗日的门面话，继之就是杨永泰出场(他当时任武汉行营秘书长兼第七处处长)，讲了两个多钟头，原词我不能全记，只记得他的大意是说：现在动辄要与日本宣战，战争必须要有充分的准备，贸然言毕，无异自取灭亡。
　　我们试想与日本作战的情况，日本经常保持飞机千架的强大空军，不说战场，就在军队的集结或行进中，它就来个大轰炸，我军蒙受惨重的伤亡，并见不到敌人；再说阵地作战，我们只靠步枪，而敌人则用的是排炮，射程远，火网密，我军的伤亡很大，此时也见不到敌人；敌人还在战场上利用坦克车横冲直撞，炮火猛烈，无法阻挡，我军伤亡枕藉，。也还见不到敌人；就说到了短兵相接的时候，本可见到敌人，但敌人会施放烟幕弹，使我军失去战斗力，蒙受伤亡，仍然见不到敌人的面。他的这一席话，在场的人员无不是肃然恭听，寂静无声，我在当时就想着，杨永泰是有名的亲日派，在他口里发出崇日恐日的唯武器论，原不足怪，可怪的是，蒋介石、陈诚都在台上，杨永泰所发的议论，和他们的发言恰是针锋相对，在此紧急准备抗战的时刻，身为统帅，为什么准他猖狂放毒、摇惑军心呢?因此令人不解。杨永泰深达其隐，于是将蒋所要讲而不能讲的话，代为尽情发泄，蒋之所以对杨特别宠任，恐怕这就是其关键所在。
 出处：《中华文史资料文库》

蒋介石与文人

蒋介石的演讲有水平

蒋介石之所以能屡出奇谋，在千变万化的中国政坛上屹立不倒，其中还要与他的委任文人为职之道息息相关。他喜欢的是忠诚可信、机敏聪达、疏于派争的文人，而讨厌那种过于精明、锋芒毕露、狐假虎威、欲望过强、立场不稳的文人。而邵力子就是前者。

邵力子（1882-1967）原名景奎，后改名闻泰，又名夙寿，字仲辉，浙江绍兴人，出身于一个清朝官吏家庭。他从小以聪慧见称，在外祖父的培养下，苦读成材，1903年到杭州应试，中第67名举人，是年他才21岁。

而后邵力子赴日求学，归国后办报纸，以文采为自己赢得了很高的名声。国民党"一大"后，邵力子任上海国民党执行秘书，1925年夏任黄埔军校秘书长，1926年7月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秘书长，1928年2月，任国民党政治会议委员、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秘书长。邵力子不但有文采，而且不热衷派系之争，没有野心，蒋介石便把他收为己用，任邵力子为秘书。此后蒋介石的水平和声誉突然提高了一大截。

他的一系列演讲非常精彩，常能赢得听众的热烈掌声，连苏联顾问鲍罗廷也当着几个国民党领导人的面表示了对蒋介石的好感，说："蒋校长最近看了很多书，几次演讲精彩得很哪！"其实，这些演讲稿都是出自邵力子的手笔。

蒋介石是周公的后代？

对于自己的演讲才能，蒋介石向来是颇为自负的。但是，文笔不强的他要想通过演讲来扩大自己的影响，单凭高超的煽情手段是不行的，还要有文辞高绝的讲稿，这就要靠秘书的文采了。蒋介石知道笔杆子的妙用，而且他自己也经常用笔来为自己装点门面。

蒋介石花大力气重用文人，续修族谱、家谱，此事即使在蒋家王朝风雨飘摇之时也未曾户断。蒋介石硬将蒋家源头牵到周公身上，与早已化为灰土的昔日王公贵族扯上千系。在家谱之中，蒋又亲自撰写《先祖玉表行状》，去粗存精，溢美之辞随章可见，真令史学、考据学者们脸红耳热。

蒋介石的把兄弟、他的引路人陈其美遭狗肉将军张宗昌暗算身亡，蒋介石亲撰祭文，如泣如诉。细品祭文，明眼人一看便知，半是对友的哀痛，半是为自己涂抹色彩。

名演员也不过于此

1928年7月6日，蒋率冯、阎、李及中央委员们在北京西山碧云寺孙中山灵枢前表演的扶棺痛哭，更是耐人寻味。商震代蒋读祭文。祭文的口气俨然是以孙中山惟一继承人自居：

湖自我总理之溘逝，于今已三年余矣，中正昔待总理，亲承提命之殷殷，寄以非常之任，教诲拳拳，所以期望于中正者，厉在造成革命之武力，铲除革命之障碍，以早脱人民于水火。

这意思是说，孙中山亲自把革命大任交给他，"教诲"和"期望"他以武力统一中国。救民于水火。对李宗仁作为当事人曾这样说：抚棺痛哭，掬泪相陪，都似出于矫情，我本人却实在无此表演本领。

文人也有用

开始的时候，蒋介石认为凭借军事力量就能实现宏图霸业，没有认识到人才的重要意义。后来，随着不断"革命"的需要和别人的建议，他才开始广揽社会名士，附庸风雅地与文人墨客相交接，一方面能提高自己的社会声望，另一方面也能尽其才为己所用。

邵力子信仰马克思主义，与苏联、中国共产党交往甚密，而且有卓越的外交才能，因而对蒋介石的帮助非常大，而邵力于本人也对蒋介石感激莫名。通过邵力子，蒋介石从苏联那早获得了不少的经济、军事援助。

在国民党左右两派的斗争中，蒋介石采取左右逢源的方法，从中渔利。他根据形势动变化，时而向左靠，时而向右摆。但是，不管是向左靠，还是向右摆，他都能左右逢源：在左派打击右派时，不为己甚，对右派留有余地，争得右派的谅解；在向石摆打击右派时，他仍然高喊革命的口号，甚至喊得更加响亮，使左派对他还心存幻想，继续受他利用。这样既左右开弓，又左右逢源的两面派手法，使蒋介石在当时尖锐的左派和右派的斗争中，凭借杂技艺术般的"平衡术"，捞尽好处，逐步建立和发展起了自己的政治和军事实力。

在骨子里，蒋介石反对马克思主义，对苏联和共产党采取敌视态度，但是他又往往与这二者有割不断的联系，因此还不能使关系完全破裂，做这项斡旋补合作用的人就是邵力子。邵力子虽然有时也对蒋介石的某些反动行为有所觉察，甚至颇为反感，但又被蒋介石某些情辞慷慨激昂的革命行为所迷惑，因而对蒋倍加辅佐，许多苏联的援助都是他努力经办而来的。

但是，是小鬼总要露出真面目的，邵力子终于认清了蒋介石的反共本质和丑恶灵魂，而且下决心与之分道扬镳。1949年4月23日，邵力子借与共产党人和谈之机留在了北京，决定与共产党人合作，从此翻开了自己一生经历中崭新的一页。

蒋介石本想借邵力子与共产党人谈判之机获得苟延残喘的时问，没想到赔了夫人又折兵，天下归心，自己则仓惶逃到台湾，从此龟缩不出。

为了发展自己的势力。蒋介石在用人中采取模棱两可，恩威并施，双管齐下的方法，从中求得"稳妥"，把握平衡，进而左右政局，统驭属下。但邵力子却还是弃暗投明，离他而去，而他也是江山尽去，偏安一隅。真可谓"机关算尽大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

杨永泰比邵力子"强"

杨永泰，字畅卿，1880年出生于广东茂名地区一户殷实之家。杨早年受过严格的封建正统教育，17岁时，考中广东茂名地区秀才。1901年，杨永泰21岁，考人广州高等学堂，开始接受正规的酉方教育，一年后，杨从广东转入北京法政专门学校学习法律。两年后，杨毕业回到广州、出任《广东报》记者、编辑。杨永泰文笔流畅。思维敏捷，思想活跃，很快就在广州小有名气。

后来，民主立宪运动风起云涌，杨永泰利用手中的舆论阵地竭力地撰稿著文。为民主立宪运动摇旗呐喊。由于杰出的活动能力，出众的才华和鲜明的政治态度，他很快地就在政治活动中崭露头角。

1908年，杨永泰脐身于广东省咨议局，成为该局一议员。

同年，孙中山把国民党改组为中华革命党时，杨永泰又率先加入中华革命党，并积极追随孙中山，参加讨衰斗争。

后来，杨永泰投笔从戎，先任李烈钩西广护国军（第二军）司令部下属财政局长，再汪肇庆军务院财政厅长。

政客的眼光

杨永泰照此发展下去，是应能够青云直上，一帆风顺的。谁知他这人虽然思维灵活，但政治眼光短浅，缺乏预见。孙中山在广州成立护国军政府时，指定杨永泰出任护法军政府财政厅长。杨永泰当时也满口答应。但后来，政学会骨干却对他说孙中山徒有声望，实际上却一点实权也没有，依附孙中山，还不如依靠西南的军事实力派。在这紧要关头，杨永泰错过了人生的绝好时机，拒绝了孙中山的盛情邀请。

后来，孙中山在广州建立军政府，就任中华民国非常大总统，西南军事实力派也纷纷依附。杨永泰眼见好日子到头，知道呆在广州也没有什么好果子吃，只好潜回上海，从此过上忧问默然的蛰居生活。

杨永泰在自己的早期政治生涯中，跟随过孙中山，依附过西南军阀实力派，甚至投靠过北洋军阀，就是因为他这样游移不定，才使自己走上了政客的道路。

1927年8月中旬，蒋介石在派系斗争中，为避矛头，宣布下野，把一个最高位子留给军阀政客们争夺。结果，桂军阀李宗仁、白崇禧和汪精卫争得不可开交，而蒋介百则收渔人之利，又于1928年1月大摇大摆地返回南京，重新上台。但各地军阀拥兵自重，不听调遣依然让蒋介石寝食难安，心烦不已。这时，杨永泰昔日好友，原滇军中级将领，此时任上海警备司令的熊式辉向蒋介石推荐了杨永泰。

削藩之计

对于杨永泰，蒋介石虽闻其名但未知其实，所以采用了无形赏赐的空头支票，而杨永泰则对蒋介石的"知人善任"感激涕零，决心为蒋效死力。很快地，蒋介石便觉得杨永泰的智谋与自己的宏图甚是合拍，这才委以重任，任杨永泰为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议。于是杨永泰便向蒋介石和盘托出自己的"削藩"之策，为其解决心腹之患。

第一步，把各实力派的首领人物上调中央当官，这叫"离窝毁巢"，取消各地的政治分会，由中央行使上述权力。

第二步，统一整编全国军队，遣散各实力派赖以生存资本。

蒋介石听后大喜，把这一策略作为治国安邦的灵丹妙药，决心依计行事。"消藩"之策果然行之有效，蒋介石以其为利器，首先挫败兵力强大的桂系军阀，李宗仁、白崇禧逃往香港。接着又连败冯玉样、唐生智等部。连伐连胜，蒋介石骄气益甚，气焰高涨，只有三年，蒋介石便心满意足地达到了自己"消藩"的目的。

臭味相投

消藩之后，蒋介石隐患除却，立即又想起了共产党的军事力量，于是便从1930年10月起接连进行了三次对工农红军的反革命"围剿"，然而三次皆以失败而告终。

三次"围剿"的失败使蒋介石的境况非常窘迫，不得不又一次的通电下野，引咎辞职。当然，这种被迫下野，蒋介石搞了也不是一次两次了，早已是轻车熟路，面皮也磨得出了老茧，这种丢脸面的事情多做几回也无所谓。

不久以后，蒋介石又一次爬上高台，进行了第四次"围剿"，结果又是惨败。四次惨败，搞得蒋介石焦头烂额，无计可施，真可谓是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就在这时，杨永泰又进言劝蒋介石应实行"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进攻策略。蒋读后大呼痛快，眉飞色舞地说："杨参议真乃我管仲、诸葛。前番参与削藩策，使吾大受其益，今参议又一'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妙策，我想'剿灭共党'为期不远了！"

而后，蒋介石便着手以杨永泰的谏策为辅，进行第五次"围剿。"杨永泰以秘书之职直接控制秘书处，总揽政治。由他负责的政治厅第二厅专营"政治剿共"，全力支持蒋介石的军事进攻。

新闻宣传方面，行营三厅组织通讯社，专办行营新闻发稿工作。还组织了努力剧团和奋斗文艺社，作为"剿匪"前线和"文化标兵"。同时，蒋介石在南昌行营召开的五省"剿匪"军事会议上，反"明夷待访录"、"曾国藩剿捻事迹"和"汗血月刊"等书刊杂志，下发给与会将领，责其认真阅读，作出登记送阅，并随时派人考察。

地方统治方面，实行军人独裁。蒋介石明令：凡围剿军队总司令可以任免其部队防地行政官吏，可以变更地方政治设施，可以改组国民党党部或停止其活动。地方上强化县长权力，拥有生杀大权。强化保甲组织，严格实行连坐制度。对根据地人民，则实行所谓"软化、分化、感化"政策。开展救济民众活动，颁布"惩治土豪劣绅条例"。由于蒋军的腐败，这些活动和措施，很快就变为泡影。对工农红军，南昌行营搞了一个"投诚归顺官兵立功奖励办法"。同时蒋介石还亲拟了一个"欢迎投诚告红军官兵书"。在南昌行营高立两所感化院，对被俘人员给以集中训练，强迫这些人写反省笔记和文章，攻击马列主义，攻击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然后印出散发，大力宣传。

对苏区农村，蒋介石的方针主要是"复兴农村"，行营颁发了"处理'匪区'土地、地租、田赋、债务办法"，试图解决农村这类纠纷。行营在江西等地区大办合作社，利用当地的手工业特产，贷给资金，把民众组织起来，拨款给各县的善后经费，行营规定一律移充为当地农民加入合作社的股金，不得用作其他开支。银行对农民发放空钞，实行薄利多销，对农产品也实行减免税费、运费。同时对根据地实行严格的经济封锁。国民党利用军队、行政官员、各省党部以至基层党部、行地乡绅等上下大小人等，组成一个网络系统，使之运转起来，全力对付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

对社会力量，国民党也不放过，熊式辉出面发动江西知名人士彭程万、欧阳式、王明远等组织一个"江西协剿委员会"，以所谓民间形式分担由原军政方面负担的运输、慰劳、宣传、贩卖等工作。行营还指示江西省政府，在江苏区普遍高办中山民众学校，强令当地儿童、少年人学受训，所编课本内容都是专门谎毁工农革命、诬蔑共产党的谎言谬论。

蒋介石在第五次"围剿"中，颇费力气。他实施杨永泰的"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策略方针，加上中国共产党内的"左"倾错误领导，才把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从南方根据地逼走，使蒋介石一时得手。因此，蒋介石更加信任杨永泰。杨永泰因"谋划"有功，被选为国民党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候补委员。

这个文人不简单

蒋介石在1932年前后看出了杨永泰的才华，利用杨永泰的才华为自己的事业办成了八件大事，蒋介石深信杨永泰，杨永泰在蒋介石的手下也权重一时。但杨永泰人蒋介石幕后，便开始插手占据国民党中央和地方大小干部的位置，大力发展自己的政学系，逐渐排斥陈果夫、陈立夫兄弟俩的势力。开始，陈果夫、陈立夫哥俩没把这件事太看重，认为扬安排一些自己的人也是正常之举，役什么了不起的。等到杨永泰从南昌到武汉，政学系发展到超过陈果夫、陈立夫所想像的境况的时候，傻哥俩才深深感觉到扬水泰已成为自己"势力向前发展的严重障碍"，于是逐渐下定决心以'清君侧'的方式干掉杨永泰。在杨永泰与二陈你死我活的较量中，蒋介石不偏不倚，不倾向于任何一方，任双方各施手段。最终，二陈还是用暗杀的办法干掉了权欲熏心的杨永泰。

死了就死了吧

蒋介石得知杨永泰被刺身亡，先是十分震惊，后是十分难过，猫哭耗子，干嚎几声。想杨永泰跟随自己几年，出谋划策，鞍前马后，平定了国民党内部诸军阀与他的夺权斗争，摆平混乱局面，而且在挤走江西和南方的工农红军力量也着实费了不少力气，功劳不小。如今杨永泰一死，他身边少了一位重要谋士。同时蒋介石也很生杨永泰的气，为什么要掺和派系斗争，害得自己也被刺身亡，乖乖地做个秘书有什么不好。

虽然如此，但蒋介石丝毫不为之所动，因为他有自己的用人原则和驭人策略，他还是看重那些没有野心，不参加派系之争的文人。对于杨永泰，他说："文才可用，心术不正。"可见他对杨水泰是持欣赏与否定的双重态度的，但是他却巧使计策，使杨死心塌地地为自己服务，而且至死不渝。这才是蒋介石统驭文人的"高明"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