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龙韬随侍孙中山轶事

黎庆文

曾经一度在孙中山身边工作过的高州籍辛亥革命党人，有民初总统府卫士排排长冯俊，总统府随从记室随侍兼侦缉处主任陈龙韬，大元帅府秘书熊英。其中与孙中山交谊最深者莫过于陈氏。他的生平事迹，笔者在本刊第7期《高州民国人物选·陈龙韬》中已作了简介，不复赘述。此文再根据新近搜集的史料，将陈氏在跟随孙中山的岁月中，鲜为人知的几件轶事，略加整理，披露于此，以期读者对前贤有更多的了解和认识。

从孙逸仙医务所病号到总统府随侍

陈龙韬少时跟随叔父旅穗读书。1884年，他刚满14岁就得了肠胃病，经中医久治不愈。时值孙中山以孙逸仙名号在穗城双门底（今广州北京南路）开设新医（西医）医务所。孙氏与陈少白为至交。龙韬之叔与陈少白过从甚密。少白得悉龙韬病况后，便介绍他到逸仙医务所就医。当时孙氏对贫民一律赠医，有时甚至赠药，故求诊者极多。虽然门庭若市，诊务繁忙，孙氏始终热情应诊，和颜悦色地对每一位病号询问病情，认真诊断，并详细讲明服药时间与药量，这一切，给前来就诊的陈龙韬留下深刻的印象。及至服药之后，很快就消除肠胃之痛。更使他对这位当时“身穿长衫马褂，尚未剪去辫发”的孙医生感激不已。

数年后，清廷宣布废除科举。叔父要龙韬改习中医。一次他前往向孙中山请教，询问中、西医孰优孰劣？孙中山说：“中、西医各有千秋，但看学医者是否精益求精，你既学习中医，只问自己学得精不精，勿问孰优孰劣。”这次赴访，孙先生赠他新医参考书及其他新书多种，使他在医业上吸取西医之长，思想上开始受到民主革命的影响。

其后，孙中山东渡日本，进行革命宣传与组织工作。龙韬因家累留粤，仍与孙中山保持通信联系。1909年，孙中山授命黄克强设革命机关于广州，并函荐陈龙韬与黄见面。黄派他利用来往港澳经商作掩护购运枪械。1912年，民国成立，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总统。陈以随从记室兼侦缉处主任身份随侍孙中山左右。

五十多年后，陈龙韬任广东文史馆馆员，提笔撰写回忆录时，重重地写上了发自肺腑的一句：“先生当年诱掖之德，使我终生难忘。”

鞠躬尽瘁  “死而不已”

1923年2月间，孙中山见粤省各路讨逆军已将陈炯明残部逐出广州，遂返广州成立大元帅府。前湖南省都督、湘军总司令谭延闿率部入粤。孙中山先生以谭系满清翰林，兼擅文事，且长于书法，遂委以大元帅府秘书长，鞅掌政牍。谭以乃父谭钟麟（前清两广总督）所珍藏汉玉古印两方，呈献孙中山。这两方古玉印，一方镌有“鞠躬尽瘁”四字，一方镌有“死而后已”四字。孙中山仅收其镌有“鞠躬尽瘁”之一方，却叫陈龙韬将镌有“死而后已”之一方并附笺一函送还潭氏。陈不明其故，遂问：“先生何以如此？”孙中山回答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是诸葛亮对刘禅表明心迹之言。我辈革命党人‘鞠躬尽瘁’是其素志，但未竟之志，后死者继之，吾人当以死而不已为自任，庶几再接再厉，贯彻始终。死而不已，党人之真精神也。”一番话，使陈茅塞顿开，受教非浅。谭收回一方玉印，启函读后也喟然叹曰：“孙先生真伟大，死了尚不肯放弃责任，我辈望尘莫及。”

借款的趣事

民国初奠，经费不支，孙中山常常借款应急。有一次，为了解决革命烈士遗属的生活困难，他亲书借条嘱侍卫黄惠龙持往上海四川路唐绍仪主办之金星人寿保险公司息借二万元。公司经理陈君亦中山人，他发电话至上海龙环路孙中山寓所询问：“此项借款以何物作担保？”孙中山对传话器大声说：“以孙中山作抵押！”因语出意料，在旁的陈龙韬大为惊奇。孙中山见状，便说：“为了付给七十二烈士遗属的生活费，我不能不这样做。”因为公司章程明文规定，凡抵押品者概不垫借，陈君感于先生厚待革命烈属，遂从自己存款项下拨借二万元。两个月后，孙中山派陈龙韬将借款连本带利如数送还，收回借据。并对陈慨叹道：“穷总理不如富经理，怪不得香山同乡跟我革命的少，跟唐少川做生意的人多。”

1918年，北京政府停发海军饷糈，驻沪海军伙食、燃料难以为继。孙中山派人向上海之犹太富翁哈同私人息借三十万元，悉数拨给海军，解决其生活问题。到广州护法军政府成立后，便将此款借款本利还清。1920年，孙中山居沪。哈同认为孙先生确守信用，遂于是年春天宴请先生于爱俪园。酒后，哈氏对孙中山说：“我哈同在上海有产业、银行有存款，可是没有儿女，只希望有‘急公好义’四字的名誉，我愿意借助先生革命经费五十万元，请先生赐我‘急公好义’的匾额一块，我悬诸爱俪园内，使人们知道我对革命有功”。在旁的陈龙韬以为孙先生会欣然命笔。岂料，他正色回答哈氏说：“我的字，任何人请我写都可以写，但是‘急公好义’这四个字，我在目前还不能送给你。候将来你有了事实表现，我是乐于题赠这四个字的。至于你乐于借助革命款项，我是经手人，一定书立借券，候革命政府经济宽裕，保证本利归还，决不使你这漂流海外的亡国富翁个人受到丝毫损失。”厥后哈氏从上海汇丰银行提款五十万元借助孙中山作为革命经费。孙中山即将此款汇给驻福建漳州之粤军，命其挥师返粤，驱逐陆廷荣、莫荣新桂军出广东。孙中山返粤后即嘱在关余项下将此款本息偿清。陈龙韬对人说：“孙先生公私分明，也绝不拿原则作交易，在金钱问题上丝毫不苟。”

“静”与忙

作为随侍，陈龙韬不但有许多机会从孙中山处理重大事件中得知伟人的胆识，也可从先生日常生活与工作的一些“小事”中了解到领袖的革命情怀。他有时发现孙先生“枯坐斗室，往往一二小时如老僧入定，既不阅读，又不写作，恒目闭深思”。陈觉得奇怪，曾问：“先生是否学释家之习静打坐？”孙先生笑着对他说：“我无和尚那样清闲福气。我在辛亥革命以前坐在房中所想的是华侨捐款多少，能买多少军械，能发动几处起义。辛亥革命后，我所想的是如何团结革命党人，如何限制袁世凯的独裁。”

自民国成立以来，孙中山每日收到的书信特别多，大半由秘书黄昌谷代笔复函，普通信件有时亦由陈龙韬代复。但革命烈士遗属之书信，孙先生规定由自己亲笔栽答。1913年盛夏的一天，因复烈属信件，孙先生忙得满身大汗。陈见状请求代复数函，以免先生汗流浃背。不料，孙氏婉言谢绝，并对他说：“我对任何人从不摆总统架子。革命志士跟我革命牺牲了性命，对他们的遗属连亲笔信作答这点事还办不成，我对得起先烈吗？”陈亦深知，孙中山对革命烈士遗属格外关怀。无论在粤、在沪，凡烈属来访，先生从不派人代见，必亲自接待，详询生活问题，照例馈赠生活必需品或纪念品。其生活困难者则酌给安家费。而现在先生固执已见，冒暑疾书。更令他肃然起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