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 与 柏 林 剧 团

——对德国戏剧界的追忆与思念

丁扬忠 

1956年夏，我由政府公派赴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留学，先学习一年德语，后进莱比锡高等戏剧学校攻读戏剧学。莱比锡高等戏剧学校戏剧学系主任是著名戏剧理论家阿尔明·格尔特·库可夫教授。他十分重视理论联系实际，经常安排学生到剧院实习。我的实习先从小城市诺尔特森剧院开始，然后是中、大城市格拉、魏玛、德里斯顿、东柏林的剧院。东柏林是民主德国的戏剧中心。50年代，柏林剧坛的显著特点是，以德意志剧院为代表的德国传统表演学派、以高尔基剧院为代表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和柏林剧团的布莱希特表演方法，三个体系并存，竞相发展，由此形成了一个戏剧创作的繁荣时期。可以说，那时的东柏林是二战后欧洲戏剧最有生气的城市之一，其生机大半来源于布莱希特戏剧表演学派的实验阵地——柏林剧团的艺术探索。

    柏林剧团创立于1949年，由布莱希特的夫人、著名演员魏格尔任剧团经理，布莱希特作为作家、导演兼任剧团艺术指导。布莱希特是20世纪世界著名的戏剧革新家，他倡导的现代叙事史诗戏剧学派，对世界戏剧产生了重大影响。布氏名剧《大胆妈妈》是柏林剧团的第一个演出剧目。魏格尔饰演女主角大胆妈妈，演出获得巨大成功，为在舞台艺术实践中确立布氏学派的地位奠立了基石。在以后的十多年间，柏林剧团陆续上演了布氏的代表作《潘第拉老爷和他的男仆马狄》、《高加索灰阑记》、《四川好人》、《伽利略传》、《三毛钱歌剧》等和其他剧作家的一批作品，使柏林剧团名扬欧美。但令人遗憾的是，就在布莱希特处于戏剧艺术探索黄金阶段的时候，心脏病猝发夺去了这位伟大艺术家的生命。1956年8月14日，布莱希特与世长辞。

回想起来，我当时初到民主德国，对布氏的威赫声名还比较漠然。可三年后，当我全然了解了布莱希特名字所代表的意义并有幸借实习之机踏入柏林剧团的时候，我已无幸目睹和聆听布莱希特的艺术创造和教诲了。

1959年初夏的一天，我由魏玛剧院导演贝涅维茨引见，与魏格尔相识。魏格尔给我的初次印象是：瘦长的脸颊，机智的双眼，坚毅的气质，说话略带维也纳口音，语调平和而清晰。这位朴实的女演员，为发展布莱希特戏剧学派奋斗了一生，她自己的艺术创造也达到了几近完美的高度。她饰演的《大胆妈妈》，被国际剧评界誉为“达到社会学的精确程度”，她的芳名被永远载入德国戏剧史册。

我在柏林剧团实习时，布莱希特的高足导演魏克维尔特正排练《佛棱茨大娘》，这个剧本是以50年代民主德国农业合作化为题材的。这次实习我有两点感受：一是作为一个名演员并且是剧院经理的魏格尔，她在排练时与普通演员一样，完全按照导演的要求反复练习动作，没有丝毫架子。从排练场中就能看出她是一位严格进行艺术创造的人；二是导演在创作集体中发挥的作用。导演是排练的组织者，导演的任务是组织排练，调动演员的创作积极性，充分发挥演员的智慧，使每一个戏剧场面尽可能达到完美的地步。高质量的艺术生产是布莱希特生前坚持的重要原则。柏林剧团排练一个新剧目最少需要半年，比一般剧院多出一倍时间，因为它具有实验性质。我亲眼目睹一批年轻导演为继承和光大布氏流派是如何勤奋追求的。他们每天早上比演员早一个小时来到工作间讨论当天的排练设想，在黑板上画出调度图，反复推敲，寻找理想方案。为了克服疲劳，他们不停地吸烟，中真有一种忘我的奋斗精神。

那时柏林剧团正处在黄金时期，看它的戏是要提前一个月或者更早订票的。我每晚看戏时一般都是开演前几分钟拿着一把折叠椅进去。魏格尔有时也来看戏。魏格尔和我有过三次有意义的谈话，我把它们归纳如下，作为一种回顾。一天上午，我在剧院二楼观众休息厅看见魏格尔，她亲切地询问我的学习情况。我告诉她我在莱比锡高等戏剧学校的学习即将结束，现正准备撰写论文，很快就要回国。她问我为什么选这个题目？我答道，沃尔夫的戏剧，中国观众比较容易接受。她建议我以布莱希特为题做论文。我说布莱希特戏剧理论很复杂，而且包含的内容极为广泛，我没有能力做深入的研究。她说她可以指派魏克维尔特帮助我，并说：“你有责任在中国多介绍布莱希特”。她告诉我，因为布莱希特很重视中国文化，布莱希特的戏剧里面流动着中国文化的血液。魏格尔这番话对我日后研究布莱希特戏剧是激励，也是鞭策。

又是一天的上午，魏格尔让人把我叫到她的办公室去。她说她有一个想法，也许我能帮助实现。她告诉我：“柏林剧团到欧洲国家访问演出都获得很大成功，惟独不曾到过中国。布莱希特戏剧和中国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我们非常希望能去中国演出，听听中国朋友的看法。”我将此事向使馆作了汇报，还给我国文化部写了信。后因60年代初中苏关系恶化，民主德国和我国关系日趋疏远，柏林剧团访华之事也就不了了之。

魏格尔和我进行的第三次谈话是在一个晴朗的下午。魏格尔把我约到她的家中——布莱希特故居，带我参观布莱希特的藏书和工作室，为我讲解布莱希特收藏的中国书籍和纪念品。布莱希特对中国古典哲学，尤其是对孔子、老子、墨子颇感兴趣。他在文章中多次提到这些中国古代哲人，很是赞扬中国古典哲学中的朴素唯物主义。他生前曾计划以孔子为题材创作一个剧本，可惜未能完成，只留下一些片段。他还翻译过白居易的诗，就纯朴智慧的诗风而言，布莱希特十分接近白居易。布莱希特对中国戏曲情有独钟。他1935年在莫斯科看过中国京剧大师梅兰芳的演出，称赞不已，曾专门撰文评论。

1954年毛泽东的《矛盾论》德文版出版，布莱希特向德国读者推荐这部哲学著作，并亲自率领柏林剧团的艺术人员进行学习。他说自己的《戏剧辨证法》一文就受到《矛盾论》思想的启迪。魏格尔把布莱希特阅读过的《矛盾论》拿给我看，书中有布莱希特用铅笔画的记号。工作室内还有孔子画像、中国木雕、草帽等物件，这些东西伴随布莱希特走过了漫长的战争岁月。中国，这个神奇的东方文化古国是布莱希特一生向往的地方。布莱希特在他的日记中写过希望晚年到中国去。1956年，他逝世前曾接到访华邀请，可惜病魔阻止了他的行程。魏格尔谈及这点时充满着激情，我至今记忆忧新。历史的遗憾是无法补救的。

  我5年的留学生活转眼即逝，60年代初我返回祖国。而当我再度走进柏林剧团，已经是20年后的事了。

1983年，我随中国戏剧代表团访问民主德国期间，在柏林剧团观看了剧作家布劳恩以刘邦起义为契机创作的寓意剧《世界大同》。布劳恩对我说，请不要把这个戏仅仅看作是中国古代题材的历史剧。这个剧表达的意旨是刘邦作为农民出身的革命领袖，起义成功后，杀功臣，诛贤能，建立起一个封建专制王朝统治，不可能实现世界大同。该剧导演魏克维尔特采用的是象征性布景和脸谱化的高夸张的表演形式。当时我就隐隐感到柏林剧团的演出，无论剧本、舞台表演和观众反映，都已今非昔比，一位戏剧巨人所开创的一个戏剧黄金时代似乎已经过去了。

因为在柏林停留的时间很短，我没能就这个问题与魏克维尔特交换看法。他当时已是赫赫有名的导演，并出任柏林剧团的经理。第二天中午，布莱希特的女婿、剧团副经理、名演员艾克莎尔请我们到他家吃饭。席间他和夫人芭芭拉提起柏林剧团访华演出的事情，并说他们的母亲在世时就提过此事，至今还没实现。还说中国翻译了布莱希特的剧本，1979年还在北京上演了我编译的《伽利略传》，未付版权费和演出费，希望中国方面安排他们访华，满足他们多年的愿望。刘厚生团长说，我们非常钦佩杰出的戏剧家布莱希特和魏格尔，他们对中国人民怀有友好的情谊。我们看到柏林剧团为发展布氏戏剧学派所做的贡献，但一个剧团访问演出要做许多准备工作，我们回国研究后再作答复。至于中国翻译上演布莱希特的剧本没付版权和演出费，这是事实。原因是我们还没有参加世界版权组织，因此不受它的约束。我们欢迎任何一个国家翻译上演中国剧本，不会索取任何费用。刘厚生欢迎艾克莎尔一家访问中国，在中国旅游两周，费用由我们负责。宾主举杯共祝两国戏剧家的友谊长存。此后艾克莎尔先生和芭芭拉再没有提及来华访问的事。魏克维尔特曾给我来过两封信，谈及柏林剧团访华演出的热切期望，还提出了一些设想，终因各种费用昂贵，未能如愿。

回忆我与柏林剧团之间的缘分，似乎并不算圆满。留学时我无缘亲历布莱希特的创作活动，而柏林剧团的访华梦想也是至今难圆。但令我感到安慰的是，布莱希特的戏剧思想经过我们几十年的介绍、研究和学习，已经在中国戏剧的创作中扎根结果了。我想，这种不同文化之间的结缘会弥补其他一切遗憾的。　　

90年代，我又曾数次访问柏林。我每次访问柏林都要到布莱希特和魏格尔的墓前拜谒，每逢其时，我的思绪不由自主地飘向往昔。他俩生前曾为创立一个符合时代需要的戏剧流派而并肩奋斗，死后紧紧地依偎安息在浓荫覆盖的墓地。这是一个名人公墓，黑格尔也葬在这里。这块墓地是布莱希特亲自选定的。耐人寻味的是，他俩的墓碑没有千古流芳的金色碑文，状如顽石的墓碑朴实庄重，象征着一生的拼搏精神。逝者如斯，墓碑在无言地昭示后人，柏林剧团的舞台上依然是幕开幕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