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这样对待艺术家

郑楚雄

画家丁衍庸举行百岁纪念回顾展，地点是台北的国立历史博物馆，据说展览规模盛大，场刊目录有盈寸之厚。

实时浮现的疑问是：作为香港一位画家(丁公49年移居香港，后半生艺事都在本地)，为什么回顾展会在台湾？读8月26日《信报》陈耀红的文章，知道画展的主办者之一高美庆女士谈及筹办巡回展：“台湾方面有意愿，所以先去台湾。”言下之意，是香港方面“无意愿”，或暂时“未有意愿”了？

丁公一生困苦，创作以外，长期从事美术教育工作，最后的终点站是中大新亚艺术系。记得七十年代后期，笔者在中大联合书院就读，也曾听说隔邻山头艺术系有两位名画家(另一位是萧立声)坐镇，但都只是“兼任”的。当时颇为纳罕，只质疑艺术系是不是还有更好、更有名声的“全职”讲师。

意到笔随，随手赠人

评论丁公艺术成就的文字不少，只想谈些现实经历。二十多年了，那时丁公在中大校外课程主讲“写意画”，我也曾慕名“上课”。“课”是这样“上”的：学生每次都自备宣纸一卷，纸卷中都预先楔上细纸一张，上书想要的题材和索取者的姓名。学生依次递上画纸，内容大多投其所长，都是一些戏曲人物、花鸟虫鱼之类。丁公依题挥笔，一张画连题签只用数分钟，大概一晚十多二十张的作品就这样完成了。丁公每完一幅，点起烟卷，要说些创作理论、生活经验和感慨等，而更多的是骂人的说话。或许是“满肚子不合时宜”，透过言谈要舒泄些不满吧，当然绘画也是宣泄的方式。听者都不以听骂为苦，反倒在经验之谈中分享些真切，但画家的自信、豪爽洒脱、不拘束于名利，也有几分使人动容。记得我所“巧取”的一幅渔父图，画中渔父背着鱼竿

回家，题画的句语是“老鱼翁，一竿纶，天下如侬有几人”，渔父的“写意”，就是画家的“写意”了。

不用提笔的画课完了，总有学生陪同老师回家，在绕过三两条街的老师家中把画盖上图章，完成一件作品。这些作品后来有多少成为画廊或艺术公司的寄售品，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丁公过身时很孤寂，一生不要说没有得过甚么名画家所应得的待遇，简单到创作所用的物料也感匮乏支绌。

艺术家没有应得尊重

大概艺术家的遭际大都如是吧，“生荣”不用提了，“死哀”的也还有，而且很多时是给转化为后人对艺术品的肯定和尊重的。但一位“本土”创作者，艺事已是登峰造极了，百年冥寿回顾展却“有疾(可推诿非典肆虐)而终”，将来也许遥遥无期，无论如何不能算是任何形式的肯定和尊重了。

香港有一个“文化中心”，“文化中心”有一个艺术馆，据馆藏目录只有丁公一幅1973年的《八仙图》，寒伧得几乎不及过去丁公的慕名(冒名？)学生的所得，是不是很讽刺？艺术馆的常设展览可以把刘作筹捐赠的虚白斋藏品獭祭鱼般分类分期展出(如早前的“扬州八怪”、“吴门画派”、“松江画派”，和刻下的“中国书法”)，著名的本土画家的百年纪念却无此礼遇，真的很怀疑艺术馆“致力保存中国文化精髓和推广香港艺术”的使命如何落实，也很怀疑02/03年度博物馆六千三百多万的营运支出是否得物有所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