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南农业大学纪念丁颖文章

弘扬丁颖精神,继承优良传统

骆世明

从1924年8月进入广东公立农业专问学校起；一直到1964年去世为止，丁颖教授在我校工作的时间很长。作为我校第一任领导，他用毕生 精力为学校的发展；为我国农业教育事业，为我国农业生产的发展；为水稻科学研究和技术推广做了大量的工作和杰出的贡献。丁颖精神己经成为我校的一种精神财富；成为体现我校校风的重要象征。到底丁颖精神是什么？这是一个很值得大家探讨、共同发掘、不断提升的重要命题。在这个有限的篇幅里，我准备通过一两个例证和一段评述，阐述对丁颖精神的理 解，以便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我希望这是讨论的一个引子，重要的是引起大家的关心；打开大家的思路，多写出更多、更热烈、更实在的讨论，进一步充实丁颖精神的材料；不断提升丁颖精神。希望和丁颖先生有过密切接触的老 先生，多书写体会，也希望宣传部问等提供一手材料，让年轻人更多了解丁老，大家一起参加讨论。让我们宏扬丁颖精神，发扬优良传统；“修德博学求实创新”；迎接学校在21世纪面临的挑战，促进学校的大发展和大提高。
    1、对农民、农业、农村问题和中国问题有深刻的理解，有危机感。责任感和使命感
    丁颖先生出生在广东省高州的一个农民家庭。在灾难深重的旧中国，他的家庭相当困苦受到压迫、剥削，遭遇过不公正的待遇。他了解农民；同情农民，愿意为改变农民吃不饱穿 不暖、受不到教育、得不到先进科学技术的景况而努力发奋、贡献毕生。他认识到中国的报率问题在农业、在农村、在农民。为此，他愿意献身农业科技教育事业。 1935年他在《广东农业职业教育之商榷》中写到：“总之，国家 基础在于农业；农业基础在于农民；农民之少数优秀而贫苦者，必籍农职教育之力，使其自身克成为农村柱石，且柱石本身有相当独自树立之根基，而不随风摆动，然后农业乃至国家更新希望才有可能” 。
    一个学者，如果把自己的命运和祖国的命运、人民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不满足现状；立志通过自己的努力让祖国更加强大、人民更加幸福、让世界变得更加美好，这种危机感、责任感和使命感一定会转化成力工作中一种持久的动力和不倦的斗志。
    2、从同情中国革命、保护革命人士，发展对参加革命。积极投身中国社会主义建设

丁颖教授在1962年《三十八年的回忆和感想》中写到：19世纪末叶到20世纪二十年代的中国农村是一片穷苦饥荒的景象，在帝国主 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下，农村经济破产，民不聊主，衣食不足是 一个十分严重的问题，仅广东一省，平均每年进口洋大米达740余万担 ！最多的本价竟达1700余万担。当时我对旧社会十分不满。于中学毕业后，适遇昌导三民 主义的孙中山为首领导的辛亥革命成功，我抱着很大的希望考上公费留学日本学农。但在日 本留学期间，国内民穷才尽，国外则日本军阀 抱有吞并中国的野心，这就激起我强烈的爱国 主义思想和民族自尊心；同时并形成了我的科学救国思想。”“通过二十余年的稻作研究工 作；逐步了解到科学和政治的关系，事实证明 了脱离政治的‘科学救国’是‘此路不通’的。”据老同志回忆，丁颖教授在解前前曾经保护这不少进步学生和老师。丁老写到：“我以盼望黎明的心情迎接了广州的解放，得到 党和人民政府的信任…”解放后，我比较系 统地学习马列主义的理论著作，特别是比较深入 钻研毛泽东同志的《实践论》和《矛盾论》，1956年人党后更受到党的直接教育。”
    中国在上个世纪最后一百年中，为了摆脱 贫穷落后的局面；先后进行过学习日本以政治改良为主的维新变法。进行过以兴办实业为主的洋务运动；进行这象义和团和太平天国这样自发在农民运动；也进行过资产阶级推翻封建主义的革命，但是中国富强、民主、进步的路没有走出来；却陷入了日本帝国主义和真他列强的入侵和掠夺。无数象丁颖这样亲身经历过这个阶段的、实事求是的、头脑清醒的教育家和科学家在认识上都有一条相似的历程。他们终于认识到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能够建设中国。
    3、谦虚好学，从故步之自封，以开放心 态吸纳世界最新的成果。经常深入实际，分析国 内社会经济发展对学科提出的要求
    他为了学习世界的先进科学技术，探求解决中国农业问题的途径，克服年龄、经费、语言等方面的困难，在1912年到1924年的12年间，先 后三次到日本学习，到36岁终于获得东京帝国大学的农学学士。学成后，他就全心全意地利用所学本领投身中国的教育、科技和生产的实践中 。解放后，他又利用出访机会和资料收集，学习苏联的农业教学和科研经验。他在学习国外经验 时注意到结合中国实际；不妄自菲薄，不生搬硬套。在1958年他写的《苏联的农业科学和我国当前的农业科学研究问题》中写到：‘有人说；我 国的科学基础差很远，拿什么来同苏联合作呢？ …；就这个经验基础来说，在我国是很雄厚的；因为我们的经验是五千年来的农业生产实践的累积和几万万农业劳动人民的聪明智慧和劳动创造的成果。”
    他不仅努力注意国外科学技术的发展，而且很注意国内各地生产的发展。

他经常在全国各地视察，深入民间地头；了解生产实际，了解农民的经验。长城内外，大江南北部留下了他的足迹。在抗日战争期间，学校搬到什么地方他就在什么地方深入了解当地的情况；了解生产的经验和问题。在云南沿江；他了解了彝族农民温泉育秧方这，深耕法，调查了当地的绿肥资源和野生稻资源。1964年丁颖先生76岁高龄还带病一回气考察了陕西、宁夏、山东。
    谦虚好学、博采众长、持之以恒的态度是杰出科学家获得渊博的知识和研究灵感的基础，也是他们能够保持着学术的青青，不断有大作为 的基本条件。
    4、不尚空谈、脚踏实地。学以致用。坐言起行。不断创新，成果累累

丁颖教授在1962年《三十八年的回忆Z和感想》中写到他要以“蚂蚁爬行”的方式；和“苦干到150岁”的决心，“以冷静的头脑，热烈 的心情，坚决的意志，而摆脱一切，违赴农村”。在最基本的水利和肥料并问题无从谈起的旧中国，他和同事们选择了水稻育种的道路，“总计由开始到1952年的25年来；由各同志在艰难辛苦中用纯系育种和杂交有种法有成的品种有 60多个。”他在1942年《纯粹科学的农学观》中写到“某方面的实际情形，便是我们学的研究 的对象。假使我们实干时，三翻四复，用不着， 干不通；那么，不通的责任，当然不在于对象， 而在我们。假使我们确有责任心的话，我们自应 归咎自己学的错误；而不要漫骂农村，漫骂农民，漫骂旧法；强把自己矜饰；把自己的地位 提高，把自己的责任放舍，便算了事。”丁颖教授一生在水稻育种、稻种起源、水稻进化、水稻 生态、水稻栽培等方面都做出了在那个时代的杰 出贡献，育成品种60多个；发表论文140多 篇，还主编了包括水稻光温反应和中国水稻分区 等研究成果的《中国水稻栽培学》。
    事实上；我们无论是开展基础研究还是应用研究都不能够空谈，都要进行艰苦深入的探 索。解决任何科学问题和社会问题都要求我们 老老实实；一步一个脚印；实行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学和用的结合、知和行的结合。如果我们抛弃好高骛远，眼高于低的弊病，不回避矛盾，脚踏实地；深入钻研；就可能象丁颖教授那样；从那怕是最一般的命题，司空见惯的研究对象入手，也可以不断创新；并获得巨大的成功。
    5、热爱学生，以身作则，循循善诱
    丁颖对学生从来不摆架子，见到学生会主动鞠躬。他从日车留学加国后；并没有照抄国外的教科书；而是根据中国的生产实际情况和学生 的实际情况，自己编写新的内容；希望学生能够 学以致用。他想方设法；在专业设置、教学计划制定、课程内容编排、教学方法等方面提高学生迎接未来挑战的能力。研究生和老师们都亲切地称呼他“丁师傅”。他一专多能，上很多课；不但上水稻育种、水稻栽培、作物栽培，还上农业 概论、热带作物、气象学等课程。五十年代初 丁颖在接见毕业主时写了一个对同学充满深情和希望的讲稿。他勉励学生说：“学农业科学的人，一要热爱农业，热爱农民，热爱农业生 产，有了‘爱’的热情，当然抱有奋斗精神， 能够为事业牺牲目前的个人利益，而献身于长远的农民群众利益，同时也就能够刻苦耐劳；以求达到为农业生产服务的回的。” 健康成长的学生能够更好地改变农村落后 面貌；能够更快实现祖国繁荣昌盛的理想。丁颖 教授作为人民教师，学生的成长和成材给他带来了巨大的满足感和成就感。这种满足感和成就感 不是任何金钱、物质、地位能够替代的。
    6、为追求科学可以把自身安危置之度外
    在1938年日本军队己经在大鹏湾登陆；快进入广州，中山大学准备撤退的紧急时刻。丁颖教授仍然不忘把500多个品系的甘薯苗收起； 把400多个水稻品种包装好，坐最后一只船撤 退。在往南途中，他还亲自安排好在罗定县种下甘薯苗；在信宜县种下水稻品种。1940年，学校在粤北坪石；又面临日车军队沿铁路的入侵，他首先想到的不是自己的安危；而是书籍、资料、稻种的安全。在离开前，他先把资料书籍分散而到农民家；又到乳源品种繁育场 转移水稻品种。在1963年，他75岁高龄，气管 炎发作，体质下降；中国农业科学院党组书记 劝他休养，他为了抓紧工作，拒绝了。直到周恩来总理指示：由农业部党组作出决定，通知丁老去太湖疗养，他去了27天。往1964年， 他得了肝病；还是坚持到各省考察； 9月24日在和当地技术干部作水稻生产的报告时大汗淋漓，第二天就住进了医院，再也没有能够出院。
    那些教学与研究只是为了眼前生活的人来 说；不管职称引可；实质上只能成为一般的教书先生和科研帮手。对科学、对真理、对事业的执青追求是大科学家、大教育家的共同特点。追求真理、造福人民的事业对他们来说是兴趣、是爱好、是主革、是一切。
    7、崇尚实事求是、独立思考、不附权责、 淡泊名利
    在1925年，丁颖成为农学院农艺系的一名 年轻教授时；他给自己约法三章：不涉足官场，不累积财产，只当好教授。伪省政府先后两次请他当农业厅厅长；都被他拒绝。1941年冬，在粤北被歹徒袭击抢劫，伪省政府给他五 千元“压惊费”；他却把大部钱给当地乡公所买牛血清，用于紧急防治当地的牛瘟。由于他 穿着简朴；新来的学生常误认他是农场工人。 一农民称评他是“谷种老”，当时货币贬值厉害，每月工资几乎买不到50斤大米；生活常要 考借债过日子，甘薯叶、箩卜干是常菜。生活越艰难，他献身科学与教育，改变祖国落后面貌的意志越强烈。
    在学术上，他不迷信权威；不盲目崇拜， 坚持独立思烤；实事求是。他在1962年《三十八年的回忆和感想》中写到：“1924年秋，在日本归国后即任教中山大学农学院，首先使我接触到的是如何编写讲义问题，我不甘于抄袭外国的材料，但在国内又可怜到连一点现成的试验研究材料都没有。我乃翻阅古农书，从中收集到一些有关品种，栽培等等的经验记 载，此外就去请教农民。”解放后，对于一度出现的盲目照搬苏联的教学体系，丁颖教授指出：“有些陷入和祖国实际需要脱节的教条主义、形式主义之中”，要求‘根据实际情况采取客观态度。进行认真的总结检查；以便正确把教学改革推向前进。”关于稻作起源和进化方面，当时国际流行的学术观点是粳稻起源于日本，稻起源于印度；他却通过大量的野生 稻调查 、历史学调查、语言学调查，通过三十多年的努力，论证了中国是水稻重要起源国。 在“大跃进”年代；浮夸风泛滥。他却对亩产七万斤从不公开表态。在科学和学术领域，不存在任何人力的权威，不管是国际的还是国内的，客观世界存在的规律才是最高的权威。谁能够实事求是地发现规律、揭示本质，他在该问题上就会自然建立起公认的威望。容易被揭示的自然和社去规律不会留到今天，发现规律、揭示本质要全心全意，要呕心沥血。如果丁颖也热心于在社会。上周旋人际关系，争个一官半职；热衷于在市场上摸爬滚打，据个十万八万；他有可能在科学上,在学术上有大的作为吗？
    8、尊重同事，对不同的学科方向、不同的 学术观点和不同性格的同事有广泛的包容性和 吸引力，相容相长
     丁颖教授对同事很尊重，平易近人；同事 们亲切地称评他为“丁师傅”。他个子不大； 但心胸开阔，凝聚力巨强。在他回国的时候， 农学院连讲义都没有，更不用说人才了。通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在他的周围逐步聚集了包括 农学、上化、蚕桑、昆虫、檀病、畜牧、茶叶等在内的一大批有作为的知名专家。解放后，通过院系调整；学校又增加了一批国艺、兽医。 遗传、农经、林学等方面的知名专家。他们研究专业不同、为人性括各异、学术观点独特， 但是他们与丁颖院长一直和睦相处、平等磋商。共同奋斗；形成了一个实力雄厚的群体。他们的共同努力使华南农学院成为全国的重点农业大学，在我国科研、教学和推广方面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丁颖不同意关于水稻起源的论点；但是并 不是生硬的组织反驳，而是通过几十年实事求 是的求证工作来证实自己的观点。在五十年代末；开展的“北粳南调”，显然违反了水稻生态特性；但他还是建议通过小规模民间试验来找出答案。他在学术上的包容性和待人上的宽容大度；加上他在学术上的造诣，使他不仅能够成为团结学校老师的核心，而且能够成为团 结中国农业科学院科技人员的核心，也成为全国农业教学和科研人员尊重、敬们的专家和领导。在他离开我们而去的时候；周恩来总理亲自签阅的悼词中；称赞丁颖是“中国人民优秀的农业科学家。
     科学技术的发展趋势要求学科之间的交叉；实际问题的解决要求等学科的共同介入；真理的探索需要不同路线的艰苦探索；一个有作为的科学家和教育家应当有和不同学科交往的愿望，有和不同专家交朋友的准备，有和不同性格的 同事共事的能力。试想象如果丁颖也搞科研“个体户”、“夫妻店”，也是自成体系封闭运作，也搞排斥学术“异己”，结果他就肯定不是我们所知道的丁颖了。

弘扬丁颖精神,促进我校校发展

何 贻 赞

丁颖精神内涵十村丰富；是以丁颖教授为代 表的老一辈教育家；科学家为后人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他们热爱祖国；立志改变祖国农业落后面貌。他们艰苦创业，开招创新；敬业乐业；治学严谨，团结协作，为我校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938年10月,广州沦陷前，中大奉命西迁, 由于校长邹鲁远在重庆，因此组织中大西迁云雨登江的重任；便由身兼中大教务长和农学院院长的邓植仪教授承担。在战乱和交通极其困难的情况下，把一所庞大的高等学府，途经几千里路，历时四个多用才搬迁到云南山区复课,其任务之艰巨可想而知。 1940年秋，中大又奉命回迁粤北。此时丁颖教授奉令首次出任中大农学院院长，他带领全院教工同学，历尽艰辛，千里迢迢从云南登江迁至湖南宜章粟源堡复课。我有幸于是年考进 了中大农学院，在丁师、邓师等老一辈教育家教诲下，度过了四年大学生活。广州解放初期，面对元气大伤的农学院；丁师又义不容辞第二次出任院长；担负起医治战争创伤；恢复教学秩序和进行院系调整，建立华南农学院的艰巨任务。我又有幸在丁师直接领导下工作了10余年。丁颖、邓植仪教授那种不畏困难，勇于承担重任的献身精神，令我终生难忘。
    粟源堡是一个贫穷港后的小山树，当年农学办学多件极为困难，是借粟源小学校舍、炮楼，寺庙 等办学的，生活也很艰苦，当时身为校长的丁颖教授，工资微薄，家庭人口多，是租小土房为居室，常以番薯代餐。但困难没能吓倒他，在困境中始终紧紧握住提高教学质量和开展科研这两项中心工作；不断开拓奋进，一方面千方百计延请了汪厥明、王益滔、王仲彦和留学回国的校友赵善欢、黄昌贤博士等知名教授来院任教，使农学院形成了一支拥有教 授、副教授40余人的较强的师资队伍，把学院办得很有生气；一方面除在粟源堡开辟试验实习基地外，还在粤北创建了北江稻作试验分场，协助农林部建立了西南作物品种繁殖场；逐渐改善了办学条件；使农学院在困境中得到复苏、发展。
    丁师、邓师对树立良好学风十分重视，认为良好学风是衡量办学是否成功的重要标志；他们始终以自己严谨的治学精神，严格的教学风格来教育后辈，对考试既重视又严格；亲临监考，考场秩序整然。在教学、科研实践中；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常深入农村调查研究，并亲自带领学生和青年教师深入田间进行实习试验；引导学生理论联系实际，培养解决生产问题的能 力，为了给师生提供理论联系实际的条件，丁颖、邓植仪、沈鹏飞等都很重视实习农林场的建设。早在1925年广东大学成立后；为了在石牌开辟新校区，农科学院奉命先在石牌开辟第二农场；邓植仪院长和邝嵩龄、欧华清教授等亲自到石牌进行实地勘界和规划工作，还曾受到石牌乡一些人的无理阻挠和殴打。1928年中大农学院 开始在白云山筹建第一模范林场，沈鹏飞院长先后邀请德国林业专家G·芬茨尔、H·阿善罗和候 过教授等负责规划，还瞎请G·芬茨尔为首任场主任。至抗战前夕，林场已具规模；场地扩展 2．18万亩，并安排林学系三年级学生每周1天和暑假1个月到该场进行林场实习。1953年，丁颖教授在华农实习农场成立大会上曾明确指出，农场是为教学、实习、试验研究和生产示范而设立的；任务十分繁重，不能单纯依靠农场职工自身的力量；必须要学院和全院师生对农场有足够的重视和支持，才能把农场建设好。
    丁师治学严谨；从不随意发表论文；发表前总是反复论证，反复修改；付印前还要亲自校对。1936年，丁师曾培育出“干粒德”水稻，引起了国内外记者界的极大关注。但他经过全面分析，认为“千粒穗”种性不易稳定，加上当时农民耕作水平不高，在生产上价值不大，便把这项研究工作搁置了下来。这充分体现了了师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和关心农民切身利益；不图虚苦的崇高品德。勇于创新，不断开招是了颖精神的重要组 成部计。要发展就要创新，创新才能发展。这是丁颖、邓植仪等老一辈教育家的共识。早在1927年春，丁师走出校门，亲自到茂名创办了南路稻作育种场，后又陆续建立石牌相作试验总场和沙田、韩江、东江稻作试验外场；使稻作研究更紧密结合当地实际；更贴近农民，当 年在国内是罕见的。
    1928年，陈焕镛教授创建了植物研究室，后扩展为农林植物研究所即华南植物研究所前身。1930年邓植仪教授创立了广东土壤调查所。由于科研机构的创建和科研工作紧密结台广东农林生产，不仅促进了广东农村生产发展和教学质量的提高；而且有力地推动了各学科的发展，特别是稻作学、植物分类学和土壤学等在国内处于领先地位。丁师的创新精神不断地发挥积极作用，1952年底华南农学院刚建立。向广东省建议筹建了华南农科所（现广东省农科院前身），推动了农业院校 与农业科研机构的协作，开创了广东农业院校与农业科研机构发展横向联含的新局面。1963 年，他又促成由中国农业科学院、广东省农科院和我校联合组成中国水稻生态研究室，挂靠华农，开展全国性水稻生态研究。所有这些举措，当年在国内都是创新的，也为推动我校与 农业科研机构加强协作，开创农业科研新局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作为一位真诚的科学家；丁师敬业乐业 无私奉献的精神；在晚年就更为耀目。他从不为己取得的辉煌成就而自满。1956年，丁师是 我校老一辈教育家中第一个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1957本己年近古稀；他挑起了中国农业科学院首任院长的重任， 1963年已是75岁高龄，又亲自主持“中国水稻品种灯光温条件反应特性的研究”，组织了12个科研单位协同在8个省（区）内设点进行观察研究；这是一项国内少见的跨省科研大协作。更令人敬佩的是， 他晚年不顾身患绝症仍抱病长途跋涉到山西、宁夏、内蒙、甘肃和新疆等地稻区进行考察和指导主产。临终前20天，在山东临沂指导水稻生产时病倒后才被送回北京，不治而辞世。首 都各界公祭丁颖同志大会上经周恩来总理审阅的悼词表彰他是“中国人民优秀的农业科学 家”；为我国农业科教工作者动立了光辉的榜样。 丁颖精神既是我校宝贵精神神财富，又是学校发展动力。在跨入新世纪之际，让我们弘扬丁颖精神，力促华农大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