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杀手陈立夫

政治杀手陈立夫——谋刺政敌杨永泰

陈立夫对共产党心狠手毒，对国民党内的政敌同样毒辣，其中最毒的是指使下属谋刺了政学系头目、原湖北省政府主席杨永泰。

陈立夫可能觉得这件事做得有点不道德，在他的回忆录中提到了这件事。遗憾的是，他没有讲真话，说杨永泰被谋刺，不是他指使人干的，而是别人做的。他说，胡汉民病逝于广州后，政府决定举行国葬，蒋介石派他作代表，于1936年10月29日去参加葬礼。因他是代表蒋介石的，参加葬礼时一直走在前面。进入灵堂之前，他应往右前走，因发现致祭的人极多，而且程序甚乱，便再未往右前走，而改由向左进入灵堂，礼毕返回时，也未照规定的路线走，故未出问题。他一回到家里时，便接到一报告，说杨永泰在武昌渡江赴汉口参加外国人约会时，被人行刺，当场死亡，凶手逃走了。此案后经政府查缉，才知道是胡汉民的同党刘芦隐买通职业凶手王亚樵的部下干的，以报胡汉民当年被蒋囚禁之仇。据军法处后来审讯犯人的口供称，他们计划在胡汉民国葬之日，在广州、汉口同时下手，广州刺他，汉口刺杨永泰。不料，他有预感，在赴胡汉民的灵堂时改了道，离开枪距离太远，刺客无法下手，他才免于被杀。应说，当年胡汉民被蒋介石禁闭时，他系胡的惟一求情者，而杨永泰是主张囚胡的人，他毫无理由陪杨永泰一同牺牲。他当时临时改道入灵堂，系天保佑。刘芦隐后来关在狱中时，刘峙向蒋呈书保释，并想请他签名，他也答应了，但蒋介石未批准。刘芦隐得知此事，还深感惭愧，后悔不已。

陈立夫写的这段回忆想说明两个问题：一是杨永泰之死与他无关，二是他与杨永泰同为被谋刺者，而且此案与胡汉民当年被蒋介石囚禁有关。实际上，陈立夫的上述回忆，向读者撒了一个天大的谎言，他才是杨永泰被刺案的幕后黑手。

杨永泰，字畅卿，广东省茂名市人，生于1880年，1901年考入广东高等学堂念书，后入北京法政专门学校学习，毕业后在广州《广南报》任编辑，1913年出任国会议员，不久加入国民党，同年6月出任国会参众两院宪法起草委员会委员，这年10月，杨与友人张耀曾等人发起并组织了民宪党，1914年又在上海创办《正谊》杂志。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杨永泰与黄兴等人组织欧事研究会，专门研究此次大战。1915年，杨出任上海《新中华报》主笔，1917年参加广东护法国会，与岑春煊、陆荣廷一道反对孙中山，1918年后任广州军政府财政厅长、广东省省长等职，1922年又任善后会议财政善后委员会副委员长，1926年任关税特别会议委员会委员。北伐战争期间，杨永泰投奔蒋介石，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参议，1933年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南昌行营秘书长，为蒋介石发动的对中央苏区的历次大围剿出谋划策，大力推行保甲制度，制定了“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反共政治纲领，还与黄郛、张群等人在国民党内形成了另一派系——新政学系。1934年4月，杨永泰被蒋介石任命为豫、鄂、皖三省“剿共”司令部秘书长，1935年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武昌行营秘书长，四川行营秘书长，并当选为国民党第五届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同年底任湖北省政府主席，次年兼任湖北省保安司令部司令。

杨永泰在广州任职时，与政坛的两帮人物关系较好，一帮为政学系，另一帮系滇军中的将领熊式辉等人，与政学系的关系紧密，使他后来成为政学系的头面人物，与熊式辉等人要好，使他日后靠上了蒋介石。

杨永泰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国民党政坛一位知名度颇高的政客，并深得蒋介石的信任，其信任度一度超过CC派系中的陈果夫、陈立夫兄弟。据接触过杨永泰的人讲，蒋介石之所以喜欢杨永泰，除了杨会奉迎蒋外，其才能也比其他国民党高官要强，他思维敏捷，思想活跃，口才甚好，文笔又佳，也善出点子。

九一八事变之后，全国人民的抗日情绪日益高涨，强烈要求蒋介石领兵打击日寇，杨永泰却积极拥护、支持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设法与一些侵华日军头目联络，并打通了蒋介石降日的暗道。

杨永泰受到了蒋介石的特别信任后，便依仗权势，专横跋扈，对其他大员十分冷漠，引起很多国民党高官的不满。

他任南昌行营秘书长期间，拼命扩充政学系势力，大权独揽，一手遮天，在行营内部制定了许多苛刻的政策和规则，以致国民党其他大员，包括蒋介石的亲信陈立夫、陈诚等人求见蒋介石也甚为困难，而且要先得到他的同意方能见到。

起初，陈立夫没有太计较杨永泰，觉得他在蒋介石身边得志，安插一些人，并适当阻止他人接近蒋介石，也属正常。后来，有两事对陈立夫刺激太大，陈才对杨永泰动了杀机，一是陈屡屡想见蒋介石却见不到，二是对CC控制的地盘抢夺太多。

有一天，陈立夫有急事要向蒋介石汇报，杨永泰从中作梗，借故说蒋介石正忙，没有工夫会客，使得陈立夫白白等候了两个多小时。陈立夫过去随时可见蒋介石，此次却不能见，心里十分恼火。陈立夫实在忍不住了，找杨说有急件要亲手交给蒋介石，杨永泰说他是秘书长，可先交给他，再由他转给蒋。

个性刚强的陈立夫在国民党内系实权派，加上与蒋介石的关系又特别不一般，怎咽得下这口气？他一怒之下，夹着公文包边走边愤愤地说：“我是中央组织部部长，有事见不到蒋委员长，这不是怪事吗？今天的重要公务耽误了，我不负责！”

陈立夫虽然发了火，杨永泰却根本不当事，也不惧怕。他认为，蒋介石对他极其信任，只要紧紧巴结住蒋介石，陈立夫有意见也毫无办法。

杨永泰此时想得太简单了，他没有考虑到，他与蒋介石比较亲近，陈立夫、陈果夫与蒋介石也有特殊关系，而且陈立夫此时还掌控着国民党的组织、特务两大权力机构，整人、打击政敌是一流高手，这样的人不应得罪。

最使陈立夫不能容忍的是，杨永泰以“剿匪”为名，一次夺走了陈立夫苦心经营多年的4个省的党权。

1932年，蒋介石在武汉设立了一个统辖河南、湖北、安徽、江西4省的“剿匪总部”，并任命杨永泰为秘书长，负责总部的日常工作。

杨为了将4个省的大权都捞在政学系手中，首先向陈立夫的CC势力开刀。他向蒋介石提出，为了有利“剿匪”大业的开展，建议将4省的党、政、军大权都融于“剿匪总部”，蒋介石考虑“剿匪”工作任务重难度大，同意了杨的建议，并下令将河南、湖北、安徽、江西省的各级国民党组织变更，省、市一级党部设主任委员，由当政的主要负责人兼任，主任下面设书记长，书记长的工作替主任负责，直接听命于主任委员。县一级党部只设书记长，省、县的书记长对当地的各项工作负全责，工作报告直接呈送“剿匪总部”党政处。4省的公务经费全部集中到“剿匪总部”，再由“剿匪总部”根据承担的任务下拨。各省、县两级党部的原执行委员和监察委员，一律下岗另谋职业。

这样，陈立夫原控制的4省党权，经杨永泰这一改革，一夜之间就转移到了政学系手中，CC势力遭受了一次前所未有的打击。

丢了饭碗的CC分子对杨永泰这种做法气愤至极，纷纷向陈立夫告状，要求陈立夫为他们说话，领导他们重新夺回党务大权。因此，陈立夫对杨永泰恨之入骨。

由于杨永泰的改革方案是经蒋介石批准的，陈立夫感到一时还不能推翻杨的举措，便将气和恨埋藏在心里。他心想：你杨永泰在蒋委员长身边做了几天事，就狗仗人势，大权独揽，把我们这些重臣不放在眼里，甚至抢夺我们的地盘，我绝不会要你有好日子过。

有一天，陈立夫将杨永泰的事告诉了哥哥、整人高手陈果夫。陈果夫认为，杨永泰太猖狂，已对CC的事业和权力构成了很大的威胁。像杨永泰这样的人，在蒋介石身边干长了，会误党误国，要设法将杨永泰从蒋介石身边赶走。

陈果夫还叮嘱陈立夫，打击杨永泰这样的人要找一个合适的机会，充足的理由，力争一棍子打准，使他难以翻身。

得到哥哥的支持，陈立夫进行了一系列阴谋活动。首先，他找到国民党元老吴稚晖，诉说杨永泰近年来欺上瞒下、为非作歹，弄得国民党内一些高层人士怨声四起。在诉说过程中，陈立夫举了一些真真假假的例子，使吴稚晖信以为真。说完之后，陈立夫要求吴稚晖从“护党卫国”的高度，当面去向蒋介石建言，将杨永泰调走。

吴稚晖与二陈的关系，虽说不上很好，却深知蒋、陈关系非同一般，陈氏兄弟在国民党内权倾朝野，陈立夫亲自上门拜托的事情，他自然不会推托，当即答应马上去向蒋介石进言。

随后，陈立夫又去找了与他们兄弟关系亲密的戴季陶、张继、邹鲁等人，将与吴稚晖讲过的话又对他们各说了一遍，这三人虽然资历甚深，但在国民党内却有诸多事情有求于陈立夫，故陈立夫要求他们向蒋介石建议贬调杨永泰时，他们都答应了。

除此之外，陈立夫还亲自向蒋介石打杨永泰的小报告。有一天，蒋介石召见他询问党务方面的事情，谈完之后，陈立夫乘机向蒋介石说：“总裁，最近一些党国要人对杨永泰意见甚大，不知你听到没有？”

蒋介石问道：“对他有什么意见？”

“主要在两个方面，第一，在党政系统拉帮结派。他负责的部门、系统，成了政学系的独立王国，有关组织方面的事情，他也要插一杠子，搞得我们党务系统的人很不好做事。我们中央组织部发出的公事、文件，他们不理不办，使党的系统运转很不顺畅。第二，四处抓权。比如，他的职责没有教育工作，他却插手教育系统的事情，弄得人家左右为难。”

在陈立夫说此话之前，吴稚晖、张继、邹鲁、戴季陶已向蒋介石反映了杨永泰的问题。以前有人说杨永泰不好，蒋介石半信半疑，现在蒋介石才感到，杨永泰真的有问题，并渐渐改变了对杨的看法。

为了平息党内诸多元老的不满，蒋介石决定将杨永泰外调湖北，任湖北省政府主席。杨永泰虽然不想走，但没有办法，只好答应。所幸的是，蒋介石给了他一块山水俱佳的好地方。

杨永泰口里虽未明说，心里还是很清楚，他此次外调，与国民党内以陈立夫为首的CC分子在背后搞的小动作有关。

哪知，他到武汉后，旧性不改，继续在湖北大肆从事帮派活动，壮大了政学系在湖北的势力，并极力排挤CC分子，甚至连省政府召开的会议，也不要CC分子参加。

杨永泰的做法激起CC分子的极大不满，他们将此事报告了陈立夫，陈立夫十分愤慨，指示湖北的CC分子到武汉地区的一些大中学校去发动学生上街游行，并让学生在街上公开打出了“杨永泰滚出湖北”的横标。

CC分子的做法，不但未使杨永泰屈服，反使杨更加痛恨CC分子。这样，杨永泰与CC分子的矛盾更加尖锐。

陈立夫认为，武汉系九省通衢，经济发达，是各路政客们十分看重的地方，CC不能没有湖北。杨永泰阴谋将CC势力赶出湖北，目的就是想使政学系势力永远独霸楚天。既然他在上面敢与CC为敌，到了下面也故意与CC过不去，只有除掉杨永泰。

他又将想法告诉了陈果夫，陈果夫也认为，杨永泰已成为CC最大的政敌，而且威胁到CC在地方的生存，不除不行。他同意陈立夫的意见，并要陈立夫将此事谋划好，力争不留任何痕迹。

为了干净、利索地除掉政敌杨永泰，陈立夫曾多次召集CC骨干及特务头目徐恩曾等开秘密会议，研究除掉杨永泰的行动计划。

徐恩曾根据会议研究的方案，派人用重金收买了当过兵、后又失业的谭戎轩做杀手。徐恩曾派人将谭送到汉口后花楼一旅社住下，然后派特务对谭进行刺杀方面的培训、指导，谭戎轩在旅社的吃住及其他开销，均由特务机关报销。徐恩曾还亲自找谭戎轩谈话，告知此次交给他的任务，是为党国除害，为蒋委员长解忧，事成后，将由国家发给奖金2000元。

那时，2000元是个不小的数字，谭戎轩过去在贵州的一地方武装当兵时，每月薪水只有几块钱，后来部队整编，他被裁掉，几块钱的收入也没有了，故徐恩曾说给他2000元的奖金，谭戎轩激动万分，当即向徐恩曾表示，一定认真去干，而且保证完成任务。

谭戎轩较机灵，枪法也很准，特务们都认为他完成此任务没有问题，就将杨永泰的长相、身高、走路形态，喜欢到哪些地方，一一告诉了谭戎轩。

1936年10月中旬，日本驻汉口总领事馆发往日本外务省的一封绝密电报被国民党特务机关破译，此电文中提到，领事馆准备在10月25日宴请湖北省政府主席杨永泰，商谈有关两国关系中的重要问题。

特务机关将这份密电译出后，分别给蒋介石、陈立夫各呈送了一份。陈立夫看过电报，怒火万丈，大骂道：“杨永泰，你作为一个省的主席，竟如此大胆，做事如此荒唐！”

骂过之后，他马上给在汉口的CC分子发出密令，处决杨永泰的行动赶快进行。

悄悄潜伏在汉口的大小CC分子及特务接到陈立夫的命令后，马上对行刺杨永泰的行动进行了周密的谋划和准备。

特务们决定将谋刺行动定在10月25日杨赴宴之时。

10月25日，细雨霏霏。

杨永泰吃完早饭到省府的办公室处理了几件急事后，带着少数随行人员来到了武昌码头渡江。过了半个小时，他们就到了汉口。当时，杨永泰及其随行人员毫无警觉，他登上汉口省政府专用码头时，口里还高兴地哼着小调。他走了七八步，埋伏在此的谭戎轩迅疾冲到杨永泰身边，对杨连发3枪，杨当即倒地死亡。

由于谭戎轩离杨永泰太近，行凶后逃了几步就被杨永泰的卫士抓获。

当时，杨永泰的知名度甚高，光天化日之下突遭枪手袭击而死，消息迅即传遍全国。蒋介石得到此消息，当即下令警特机关火速侦查，而且要限期破案，对凶手一定要严肃惩处。蒋介石怕案件难破，又责令另一特务头子戴笠过问此案。

陈立夫得知蒋介石对此案发了话，而且戴笠的特务机关又要过问此事，马上打电话找戴笠，告知此事可能与他的下属有关，是误刺，盼对此案看着点办。徐恩曾也亲自出面找了办理此案的人员，并给他们塞了一笔重金。

戴笠在国民党内的权力虽大得无边，对CC总头目陈立夫却有些畏惧，不得不买陈的账。

这样，谭戎轩虽在戴笠的军法处的初审中承认了是奉国民党中央党部的命令杀汉奸，办案人员却对谭戎轩进行诱供，将案件的幕后凶手办成另外的人。

当时，蒋介石的政敌胡汉民派系的刘芦隐在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任部长，陈果夫、陈立夫兄弟均不喜欢他，戴笠的军法处便对谭诱供，要谭承认是刘芦隐指使他行凶的，目的是为胡汉民报仇。

谭戎轩怕被处死，只得按军法处的诱供说。

有了谭戎轩的供词，戴笠马上报告了蒋介石，蒋介石当即下令逮捕刘芦隐。

刘芦隐被关后，军法处屡对他进行逼供和严刑拷打，要他承认是行刺杨永泰的幕后指使者。刘芦隐已受刑多次，害怕再受刑，被迫承认是谋杀杨案的幕后策划人。

刘芦隐屈打成招之后，戴笠马上报告了蒋介石。蒋介石本来就不太喜欢刘芦隐，加之又听说胡汉民死后，刘还在设法为胡报当年被囚禁之仇，很气愤，下令判处刘芦隐重刑。

军法处根据蒋介石的指示，判处刘芦隐有期徒刑10年。

国民党高级将领、湖南省政府主席刘峙得知刘芦隐判了重刑，十分同情，马上给蒋介石上书，请求蒋介石特赦刘芦隐，蒋未批准。

杨永泰被杀，解了陈立夫的心头之恨，也除了一大政敌，可说是陈立夫在政治斗争中的一大胜利，正像王正纲先生在《是国民党CC系暗杀了杨永泰》一文中所说：“纵观杨案发生、了结的全过程，CC二陈可谓煞费苦心，他们既暗杀了亲日派头子杨永泰，威慑了政学系，又打击了胡汉民派，使之从此一蹶不振，真乃一箭双雕。”

这件谋刺政敌的大案本是陈立夫一手策划的，可陈立夫却说与他无关，并把他自己也说成是被刺对象，而且莫名其妙地与胡汉民的葬礼扯在一起，使人难以信服。

大家都知道，胡汉民因脑溢血死于1936年5月12日，7月13日安葬于广州东郊龙眼洞狮岭斗文星，杨永泰被刺于12月25日，这中间隔了5个多月。杨永泰被刺时，胡汉民的葬礼早已办了，怎么可能发生杨永泰与他同时被刺的事呢？陈立夫说杨永泰被刺时，在胡的葬礼上也有人要刺杀他，这不是天大的笑话？陈立夫这样写，显然是想把杨案与胡汉民之死的事件粘在一起，为自己刺杨做开脱，做掩饰。

陈立夫在回忆录中屡屡攻击共产党不诚实，从他对待这件事可看出，他写人写事，颠倒黑白、张冠李戴，最不诚实。

他想用这样的办法，推卸、掩饰刺杀政敌的行为。俗话说，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铁的事实，无论怎样高超的掩饰、欺骗都是徒劳的。

杨永泰被陈立夫刺死60年后，陈立夫还记恨于他，可见对杨的仇恨之深。他在《成败之鉴》中谈到杨永泰时，还颇有恨意地说：

要知道杨永泰是怎样一个人，从政学系的领袖李根源对杨的批评可以见之。李在苏州作寓公时对人家说：“杨永泰好比我们云南的烟土，吸了它觉得很舒服，上了瘾就不容易摆脱它了，吸了就会中毒。”杨是一位道地的政客，他见蒋先生时，常对于重要问题，携带了正面和反面两种方案，他先探探蒋先生的意思，如果蒋先生偏向正面的，他就呈上正面的方案；反之则呈上反面的方案，以迎合蒋先生之意旨。这种逢迎的政治伎俩，国民党员都不会的，而且不屑为的。

事实上政学系是没有正式的组织，但他们的组成分子都保持很密切的联系，他们不做低层工作。他们将力量集中在高层，尽力研究蒋先生，研究汪精卫，想尽办法来迎合领袖及他身边的重要的人，这一做法目的是赢取信任和好感，然后再运用这些权势去实现他们的计划和他们的目标——取得重要而正式的官位及发财。

也许陈立夫叙述的这一段事实是真的，但用不光明的暗杀手段去对付同一政党的政敌，总是人们难以接受的事情。问题是，陈立夫既然要做、敢做这件事，就应该将此事说出来，不能推卸、掩饰、说假话，更不能嫁祸于人，让别人蒙冤坐牢，而这样的事情，陈立夫都做了。相信读者了解此事的经过后，对陈立夫的这一做法既不会谅解，也不会赞同。

关于政学系

政学系是蒋党中的大派系，在行政及地方政府中占着极大势力，当蒋介石与日寇勾搭时期（从“九·一八”到“七七”，以及抗战初期），政学系是执行“亲日外交”的主角，除汪精卫一派（郭泰棋、唐有壬、高宗武等）外，几乎全由政学系包办、如黄郛、张群、陈仪、殷同、陶尚铭、蒋作宾、许世英等。抗战初期，地方长官中政学系占三分之一，如江西的熊式辉、福建的陈仪、贵州的吴鼎昌、四川的张群、广东的吴铁城、浙江的黄绍雄、上海的俞鸿钧、青岛的沈鸿烈，其他各省主席虽非政学系，而民政、财政、建设三厅长及其他省府委员与各行政督察专员（简任职）中，政学系的人物常占半数或半数以上。在行政院中，抗战前后则有张群长外交（行政院副院长），吴鼎昌长实业，张嘉敖长铁道、交通，翁文灏的秘书长（吴鼎昌外放黔省主席，翁继任经济部长），徐堪的粮食，后来俞鸿钧又代孔祥熙长财政，而何应钦则是准政学系，所有重要部门，大部几全为政学系所盘踞。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蒋政权依赖美国，政学系也插足于对美外交。日寇投降，台湾与东北重归版图，这两处都有重工业基础的，在经济上外交上都关系重大，又是熊式辉当东北行辕主任，陈仪当台湾行政长官。　　

政学系并无组织形式，是一群老政客和热中于“学而优则仕”的“学者”，为了互相援引、互相包庇、攫取权位的集团，他们一般具有办事才能（当然也有极庸碌的，如吴铁城、蒋廷黻之类），比蓝衣社和CC高明，刮起地皮来，也巧妙得多。他们没有一定的主张，总是看风使舵，顺着大势走，谁得势，就帮谁说话，帮谁做事（这当然是专指地主资产阶级统治者内部势力的消长而说的），目的只有一个：取得权位，保持权位。它可以为统治头子做许多丧天害理的事，但一看此路不通，马上又会装作“正人君子”，真是“悲天悯人”，这样，就不至于走上了绝路。正因为如此，所以政学系能够团结一群不属于其他派系的老政客与新政客（如过去的翁文灏、胡适等，后来的王云五等），以及吸收原来所属派系已失势或没落的人们（如原属汪系的王世杰、郭泰祺）。政学系没有形式的组织，对每一个成员除升官发财的利害关系外，也没有一定的约束，可以随时随地随人而应变，以达到投机取得最大权利、避免吃大亏的目的。　　

政学系的前身是同盟会的右派，黄兴所领导的“欧事讨论会”，最早的领袖是慈禧太后的宠臣岑春煊（八国联军之役，慈禧太后率光绪帝逃西安，逃出北京时，狼狈不堪，岑春煊率了两营兵赶到“扈驾”，因此连年升擢，做到总督）。大家都知道，辛亥革命之前的同盟会是三个大部份联合而成的：第一是孙中山领导的兴中会，以华侨及广东的会帮（三合会）和一部份知识分子为主干；第二就是黄兴、宋教仁领导的会帮（哥老会）、新军及知识分子；第三是章太炎为首的光复会，主要为江、浙的知识分子。辛亥革命以后，章太炎一派叫出“革命军兴，革命党消”的口号，首先脱离同盟会而成立统一党，不久即与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及君主立宪派梁启超、张謇等合作而合并为共和党，这是同盟会中的极右翼。黄兴、宋教仁等幻想在中国实现议会政治，以为取得了议会中的多数，就能使封建军阀就范，因此民国初年由宋教仁把同盟会改组国民党，大收党员，在第一次国会选举中获得了压倒的多数，宋教仁以为国务总理非他莫属（他是国会多数党的领袖），挟着“大政方针”到北京去，在上海火车站就被袁世凯刺死了。接着赣、皖、湘、粤国民党四都督（李烈钧、柏文蔚、谭延、胡汉民）及南京留守黄兴宣布独立，起兵讨袁失败，国会也被解散，这就是所谓“二次革命”（民国二年）。以后孙中山改组中华革命党，黄兴始终没有参加，民国三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发生，当时国内发生参战与中立、助英与助德的争执，黄兴即组织“欧事讨论会”，并把岑春暄（广西的大官僚大军阀，在粤、桂、滇、黔等省有势力）拉进去以增厚力量，实际上就是与孙中山的中华革命党分庭抗礼。民国五年袁世凯死后，国会恢复，原来国民党议员就分为三派：中华革命党系统的叫做“丙辰俱乐部”（民五岁次丙辰），其主要人物有林森、褚辅成、田桐、白逾桓等；“欧事讨论会”一派的叫做“政学会”，其主要人物有汤漪、孙洪伊、杨永泰等，即拥戴岑春煊为首领；另外一派摇摆投机的叫做“益友社”，贿选曹锟为总统的猪仔议长吴景濂，亦其中的一员。民国六年督军团迫胁黎元洪解散国会，张勋入北京拥溥仪复辟，段祺瑞讨平张勋之后，用研究系梁启超、汤化龙之策，宣布“法统中断”，认为旧国会已失时效，另行召集“临时参议会”，另办一新国会“选举”，于是西南成立护法政府，孙中山因处处受粤、桂军阀（莫荣新、陆荣廷等）的阻遏，离开广东，岑春煊即成为护法政府七总裁的领袖，护法国会中政学会议员最为活跃，此为“政学系”名称所由来。　　

从“护法国会”之后，政学会议员即各奔前程，有的分散依附各派军阀，有的从事社会事业。北伐以后，政学系人物首先在蒋介石集团获得重要地位的为黄郛与张群。黄郛与蒋为浙江同乡，辛亥革命时任沪军都督陈其美的参谋长，为蒋介石的上司，北洋军阀时代曾因冯玉祥的推荐一度任外交总长。民国十六年蒋介石在南京建立政府，以黄郛为第一任上海市长，做帝国主义与蒋介石之间的牵线人，“九·一八”后成为亲日外交家的领袖。张群与蒋介石为日本士官同学，辛亥革命时又同在陈其美部下任团长，与蒋私交颇笃，北伐以后任第一任军政部常务次长（部长为冯玉祥），其后继桂系张廷之后任上海第三任市长。民国十九年蒋与冯阎战争时，双方均派代表出关拉拢张学良，张群为蒋的代表，以吴铁城为副，萧同兹等为随员，这些都是嫖赌舞的好手，与东北官僚将领搞得融洽，再加上张群的手腕高明，张学良入关助蒋，冯阎失败，为蒋立下大功。以后历任外交部长、行政院副院长，抗战后任四川省政府主席，为蒋介石四大亲信之一（其余三人为孔祥熙、陈诚、胡宗南）。其他政学系人的被蒋重用，大部出于张群推荐。　　

民国二十一年淞沪战役（一·二八）后，蒋、汪同时登台，那时看到张群的一切呈报都修理清晰，问张群是谁起草的，张群以杨永泰对，蒋就把杨永泰要了去。那时蒋正以全力“剿共”，即任杨永泰为“五省剿匪总司令部秘书长”。杨永泰把各方来文，摘要分列，寥寥数百字，要义包罗无遗，所拟办法，也极切当。蒋介石过去的秘书长，如邵力子，陈布雷，都只会做文章，不善处理问题，得杨永泰后，省力不少，倚之如左右手，不仅靠他处理文件，还和他商量问题。杨永泰建议推行保甲制度，在五省创设行政督察专员，直接由总司令部派出，蒋均执行，于是杨永泰推荐同系的官僚担任湘、鄂、赣、皖、豫各省行政，以后又推行到其他省份去。杨既得蒋信任，即开始揽权：凡各省政府改组，如名单中没有几个政学系人物并担任主要厅长，就很难得到蒋的批准，他必从中破坏。那时蒋长驻南昌或庐山，遥制南京政务，凡国民党要人赴赣与蒋商议要事，如所谈问题与杨的主张不合，或该事不利于杨的同系，则杨必从中阻挠，其方法为：当谈到将入正题时，杨即入室报告“有重要军报须处理”，以打断其谈话。第二日再来时，因昨日尚未谈出轮廓，蒋毫无印象，故须从头再谈，到将说及正题，杨又如法炮制。到第三日，则那一位要人就不敢再提了，因再提又要从头讲起，会引起蒋的讨厌，不可能得到解决的，反不如识相些免得碰钉子。只有汪精卫与蒋谈话，则杨永泰从不捣蛋，因为他和汪精卫的主张是一致的。　　

由于杨永泰的办事能力（反革命的办法多），蒋介石才进一步重用政学系。民国二十四年冬蒋任行政院长后，除张群长外交外，以吴鼎昌长实业，张公权长铁道，翁文灏为秘书长，蒋廷黻为政务处长。同时也因为杨永泰的擅权太露骨了，国民党其他派系都不满他，蒋也感到杨有暗施操纵的形迹，这是蒋介石万万不能容忍的。于是杨永泰就在湖北省政府主席任内被蓝衣社所暗杀（事后蒋党制造伪证，说是西南的刘庐隐指使人暗杀的。刘庐隐是胡汉民的亲信，国民党推选他为中央宣传部长，那时从香港到上海，拟到南京去开会，在上海租界上被绑架，刘被特务拉上汽车后，大叫“绑票”，为租界巡捕截下去，蒋党淞沪警备司令部说他是“暗杀犯，奉军委会令逮捕”，把刘再引渡去）。　　

政学系的所以得势，除由于善观风云气色，会投机，能办事，比国民党其他派系的人材较多等条件外，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它有一个强有力的舆论武器——《大公报》。